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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文物2007年第2期

时间:2019-10-12 09:45来源:文物考古
●调查与发掘 2004年绵竹剑南春酒坊遗址发掘简报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德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绵竹市文物管理所 绵竹剑南春集团公司   (3) 【摘要】剑南春酒坊遗址是一处分

●调查与发掘
2004年绵竹剑南春酒坊遗址发掘简报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德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绵竹市文物管理所 绵竹剑南春集团公司   (3)
【摘要】剑南春酒坊遗址是一处分布面积大、布局配套、设备齐全、酿酒遗迹保存较为完整的、遗存特色鲜明清代酿酒作坊群,其中“天益老号”等作坊数百年传世运作,现仍在生产。2004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和德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第二次对剑南春酒坊遗址进行考古发掘,清理出酒窖(发酵池)、晾台、粮仓(晾曲房)、炉灶、水井、浸泡池等酿酒遗迹,还发现有房屋建筑基址以及大量瓷质酒具、食具。发掘出的作坊群遗迹反映出当时的生产规模庞大和酿酒业十分兴盛的情况。该次发掘成果丰富了中国城市工业考古的内容,同时为名优酒剑南春的酿造历史提供了实物资料。
【关键词】剑南春  酒坊遗址   发掘简报

考古发现历史,还原历史。四川拥有丰厚的文物资源。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这里就曾发掘出土过闻名全国的说唱俑、汉代摇钱树、画像砖,前蜀开国皇帝王建的陵墓永陵,更是中国迄今发掘的唯一一座地上皇陵。由国家文物局牵头主办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以下简称“十大发现”)自1990年启动以来,四川考古成绩斐然,迄今已有12项入选“十大发现”。

●发掘与调查
2006年稻城县瓦龙村石棺墓群试掘简报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甘孜藏族自治州博物馆
                                                      稻城县旅游文化局(3)
【摘要】:2006年,稻城县巨龙乡瓦龙村修建公路时发现大量石棺葬。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三家单位联合对崩沙公、康衣丁两处墓地进行了试掘。发掘过程中,清理了四种不同墓葬形制的石棺葬,大部分墓葬无随葬品,仅出土铜矛形器、铜泡等器物。另外,联合调查队还在瓦龙村附近发现古代栈道、官寨、房屋建筑等遗迹。
【关键词】:石棺葬;青铜器

写在前面

重庆九龙坡陶家大竹林画像砖墓发掘简报                    重庆市文物考古所   (13)
【摘要】2004年1月,重庆市文物考古所配合重庆市九龙坡区陶家镇盐(井堡)马(家岩)公路建设,在陶家镇莲丰村四社大竹林,对施工中发现的两座汉墓进行了抢救性清理。经清理发掘,出土画像砖30方,画像内容涉及生产生活、舞乐百戏、政治生活、神话传说等方面。
【关键词】汉墓  画像砖  发掘简报

12项“十大发现”的殊荣,折射着蓬勃发展的四川考古事业。其中既有对历史空白的填补,也有对城市价值的重新定位,甚至在医学方面也有所贡献。

四川马尔康县哈休遗址调查简报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洲文物管理所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
                                               马尔康县文化体育局(8)
【摘要】:哈休遗址是大渡河流域重要的史前考古遗址第一,近年来陆续开展了多次调查工作,发现了完整的新石器时期原生地层,包含物非富,采集到石器、玉器、陶器、兽骨等若干遗物,其中包括变体鸟纹彩陶器、齿叶纹彩陶盆等。初步判定哈休遗址年代在距今5300~4700之间,而且与仰韶晚期文化、马尔窑类型文化有较大的关联。
【关键词】:大渡河上游;哈休遗址;新石器时代

2019年3月25日18时30分,古老、华丽的意大利首都罗马市迎来了一次穿越时空的文明邂逅。作为中意深化文化交流合作的重点项目之一,由四川省文物局组织策划的以古蜀文明及四川汉代精品文物为主题的《三星堆:神与人的世界——四川古代文明展》在罗马市图拉真市场及帝国广场博物馆开展。本展览汇集了四川省内8家文博单位的145件/套文物精品[1],主要来自三星堆、金沙、商业街船棺和马家大墓等古蜀文明代表遗址,其中三星堆文物是遗址发现九十周年来首次在欧洲集中展出。如此众多的重量级展品将集中展现古蜀文明精彩纷呈的社会生活和神秘莫测的精神世界。毫无疑问,展览紧密联系并促进着一带一路的中意文化交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岷江中下游考古调查简报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23)
【摘要】2006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岷江中下游三十余个文物点进行了田野考古调查,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这些成果对于弄清该流域史前、商周前后的考古文化关系提供了科学依据。
【关键词】岷江中下游  考古调查  简报

古蜀脉络更加清晰

湖北巴东县红庙岭遗址出土一批重要青铜兵器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16)
四川文物2007年第2期。【摘要】:为配合三峡大坝工程建设,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红庙岭考古队从1998年至2005年对巴东红庙岭遗址作了五次考古发掘,清理了89座有随葬品的土坑墓,其中26座随葬有青铜兵器。这批巴式、楚式和秦式青铜兵器为确认巴蜀文化的分布范畴提供了重要依据。
【关键词】:巴东;红庙岭遗址;青铜兵器

与古罗马对话,“三星堆:人与神的世界——四川古蜀文明特展”开幕

●三星堆研究
三星堆文化峡江类型刍议                                            孙智彬   (34)
【摘要】作者在忠县主持中坝遗址工作8年,对这一地区夏商时期发掘而又已经发表资料的遗址材料多有收集,经过梳理、比较,该区夏商时期的考古学文化虽然有不少当地土著的特点,但也有比较多的三星堆文化因素。作者认为是三星堆文化的一个地方类型。
【关键词】三星堆文化  峡江类型  中坝遗址

在1990年之前,三星堆祭祀坑的出土,已经实证了古蜀地也曾拥有过灿烂文明。三星堆文化是凭空出世的吗?古蜀文明的序列能否用更多的考古发现来构建?1995年至1996年期间,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群相继被发现,这批古城距今4500至4000年左右,是迄今所知我国西南地区发现年代最早、规模最大、分布最密集的史前城址群。

●探索与研究
从长江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的狩猎工具看经济形态的转变              李映福(24)
【摘要】:分析长江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的劳动工具,特别是狩猎工具、骨、石镞和动植物遗骸交替增减的趋势,可以看出该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阶段以狩猎采集经济为主,小范围兼营稻作农业;中、晚期阶段一方面是狩猎采集经济持续下降的过程,另一方面也是农耕经济持续高潮的过程,最终形成了良渚文化时期的广域农耕经济体系。
【关键词】:长江中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经济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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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代蜀地的青铜与金玉艺术                                   黄翠梅 李建纬   (47)
【摘要】三星堆遗址出土器物功能之研究已累积丰硕成果。其中多数研究或以文献为本=或基于文字思维与逻辑,而以神灵、祖先、氏族、巫或统治者、图腾、动物或自然物崇拜等特定语言卷标,以诠释出土器物中的各种形象,或是从视觉观看角度进行思考的研究则仍属少数。商代蜀地的艺术内涵显示,蜀人真正体验和力图传达的应是图像本身的直观感染力,即该地的“视觉形象”本身在意义传达过程中具有一定的支配性。因此,本文尝试从视觉研究的角度着手,分析三星堆出土之青铜器、金器和玉器一观者视觉间的文化关系。
【关键词】三星堆遗址  金沙遗址  视觉性  青铜器  黄金制品  玉器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相关负责人介绍,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虽然考古人员对温江鱼凫村遗址、郫县古城遗址进行过调查,但当时因为认识限制,只认为它们是春秋战国、汉代或汉代以后的城址。此后,考古人员开始在大多数古城遗址展开考古试掘和发掘工作。他们惊喜地发现,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群所代表的文化早于三星堆,是当时成都平原追溯到的最早史前文化。这些城址的发现将成都平原的历史上推了1000多年,进一步证明了成都平原是长江上游文明起源的中心,是中华文明多源一体的考古新证据。1996年,成都平原史前古城址群入选“十大发现”。

“南方丝绸之路”上发现的“立杆测影”文物                           林向(31)
【摘要】:“立杆测影”是最古老的天文观测仪器之一,古代“南方丝绸之路”地区诸多遗址中出土了若干可能是“立杆测影”文物的遗物。其中包括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神树、羊首龙柱、公鸡杖首、太阳神鸟、牙璋等;盐源县出土的青铜树、羊首虎杖、青铜鸡杖等;云南石寨山出土贮贝器上的“表柱”、贵州汉墓出土的青铜树连枝灯、伏羲女娲石刻、广西苗族的“盘龙表柱”等。这些“立杆测影”文物都与“树、龙、鸟、虎、羊”等动物标志性图像有密切关系。
【关键词】:立杆测影;仪杖;标志性图像

一、三星堆遗址考古工作历史

三星堆出土玉石器研究综述                                          陈显丹   (59)
【摘要】三星堆的发现是在上个世纪的初期,至今已有七十多年了。而三星堆的最早发现也是从一坑玉石器的发现而开始的。随后在半个多世纪的陆陆续续的考古调查发掘中又发现了一些玉器。由此而来,许多学者对三星堆出土的玉石器进行了研究。根据历史上三星堆玉石器的发现和研究,我们大致可以将三星堆玉石器的发现及研究分别分成四个阶段。
【关键词】三星堆  玉器  石器  综述

从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群到三星堆,戛然而止的三星堆文化又去向了何方?2011年,随着金沙遗址的考古发掘,金沙文化再度震惊考古界。在太阳神鸟金箔的精美、玉器的色彩斑斓之外,人们惊讶金沙出土的金冠带上居然有着和三星堆金杖上相同的纹饰。从年代上判断,距今3000多年前的金沙遗址时间恰好比三星堆更晚。2001年,成都金沙商周遗址,当仁不让再度入选“十大发现”,太阳神鸟金箔,还被确定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和成都城市形象标识主图案。

十二桥遗址出土动物骨骼及其相关问题研究                            何锟宇(41)
【摘要】:十二桥遗址位于成都十二桥西侧,是成都平原较早发现的一个商周时期的大型聚落遗址。通过对该遗址早期文化层特别是第十二层出土的动物骨骼的分析,认为成都平原在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气候温暖湿润,植被茂盛,分布着数量众多的鹿科动物、黑熊、藏酋猴、淡水鱼、龟,甚至还有亚洲象和犀牛。中国传说中的“六畜”在这一时期已基本训化成功,成为人类主要肉类来源。
【关键词】:十二桥遗址;商代晚期至西周前期;动物考古

如同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古蜀文明从古代穿梭现代、从地下回到地面、从书本中走向现实并非朝夕之功,而是数代考古学家将近一个世纪以来不断耕耘、不断探索的结果。三星堆遗址是古蜀文明的都城遗址,是探索古蜀文明最重要的对象。自1929年以来,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四川大学、四川省博物馆和三星堆博物馆、广汉市文物管理所等多家文博单位持续在遗址内开展全面、系统的考古工作,可分为三个阶段:

●探索与研究
云南青铜文化的区系类型研究                                          范勇   (64)
【摘要】云南青铜文化是一个具有独特特性的地域文化,它是构成中华灿烂青铜文明的一部分。其依区域而呈现各具特色的文化面貌:以环滇池地区的青铜文化构成滇类型;以洱海周遭地区的青铜文化构成洱海类型;以滇西边地的青铜文化构成滇边类型;以滇南红河流域的青铜文化构成红河类型。云南青铜文化的区系类型表明,其青铜文明渊源有自,是在本地独立发展起来的,同时在发展过程中,受到周临四川、广西等地青铜文化的强烈影响,并对越南北部青铜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关键词】云南地区  青铜文化  区系类型

在史料记载中,古蜀有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五祖。而2000年在成都商业街出土的古蜀国大型船棺独木棺墓葬遗址,其高等级的墓葬规格和精美的随葬品,就被认为是开明王朝的家族墓葬。

都江堰渠首新出土汉碑及相关问题                                    宋治民(47)
【摘要】:都江堰渠首新出土石刻雕像、汉碑、石构件等文物。其中的汉碑可定名为“郭择、赵氾碑”,碑文记载了此二人为太守之史,受太守委派负责维修北江塴工程,此碑是郭择、赵氾二人监作北江塴完工之后,为吏民所立,并追述郭、赵二人生平及善举义行。碑文最后叙述了塴史和劳动者出钱为郭、赵二人立碑的经过。此碑乃生为立碑,是有关都江堰的最早的实物资料。
【关键词】:都江堰;“郭择、赵氾碑”;北江塴

第一阶段:寻物(1929年至新中国成立前)

中国木偶戏论稿(一)                                              江玉祥   (74)
【摘要】1992年,拙著《中国影戏》出版后,赓即着手搜集傀儡(木偶)戏的资料,准备撰写《中国木偶戏发展史》。其间,我的影戏专著在德国和台湾又出版了两本(《四川灯影戏》、《中国影戏与民俗》),但是傀儡(木偶)戏的文章仅发表了两篇(《浅谈被单戏》、《水傀儡戏重考》),更多的篇章尚为腹稿。在此,将我考虑多日的观点,以札记形式陆续刊布,庶几对年轻学人有所帮助。
【关键词】木偶  悬丝傀儡

三次“十大发现”,让古蜀王国的历史脉络更加清晰。

考古发现汉晋时期铜马及相关问题研究                                李永平(52)
【摘要】:通过对出土汉晋时期铜马材料的收集和分析,发现汉晋时期出土铜马的地区集中在甘肃和西南地区,一般是一匹铜马或一匹铜马拉车,但这些地区的铸造工艺差别较大。以铜车马随葬的习俗源于战国王室和秦朝廷;在墓葬中随葬车马明器是汉代的普遍习俗。至于铜车马集中在甘肃和西南地区出现,可能与当地出产铜和马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地位重要等因素有关。
【关键词】:铜马;西南地区;河西走廊;汉简

二十世纪20年代,“疑古”思潮的兴起几乎瓦解了之前所建立的中国古史体系,重建中国古史体系成为中国史学界的当务之急[2]。刚刚引入中国的考古学成为这一宏大学术目标的重要方法。“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在那个时局动荡的年代,来自国内外的考古学家始终奔波于田间地头,找寻着各个历史时期的文物。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工作也经历了这个阶段,大致从1929年开始,一直延续至新中国成立之前。

四川古蔺县石屏野猫洞新石器时代遗存的年代商榷                 胡昌钰 任江   (78)
【摘要】迄今为止,在四川省境内经正式发掘的新石器时代洞穴遗址(遗存)仅二处,即2005年10月发掘的江油市大康镇大水洞遗址和1991年11月发掘的古蔺县石屏镇野猫洞遗址。野猫洞遗址位于古蔺县东约46公里的石屏镇石屏村二组,杨兴隆等先生在其论著中将该遗址定位“我国最早的新石器时代地点之一”值得商榷。
【关键词】野猫洞  新石器时代  年代商榷

重塑区域的历史地位

●西部考古论坛
云南青铜文化的年代与分期                                         范勇(60)
【摘要】:云南青铜文化时代,从商末周初以迄西汉,历时约千年。由于边疆地理位置的限制,云南青铜文化的发展较之中原青铜文化,相对滞后。其间,也经历了初创期、繁荣期、鼎盛期,形成了年代早晚渊源有序,区系类型自成一体的体系。其多姿多彩的青铜器类,独特的青铜文化面貌,即充分展现了其青铜文化的地域性,又折射出其文化来源的多元性。
【关键词】:云南地区;青铜文化;年代;分期

1929年,居住于三星堆遗址月亮湾台地的村民燕道诚无意间发现四百余件玉石器,是三星堆遗址有记载以来第一次出土古代遗物。这一发现引起了当时在华西大学博物馆任职馆长的美国人葛维汉(David Crockett Graham)的注意。为了解玉石器的出土情况,葛维汉于1934年赴玉石器出土地点开展遗址的首次考古发掘,获文物六百余件。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工作被迫中止,但相关的初步研究依然在进行。发掘者葛维汉、林名均以及郑德坤、郭沫若等先生均对三星堆遗址出土古代遗物有所研究,并相继发表论文进行讨论[3]。

柞伯鼎与西周晚期周和东国淮夷的战争                                  李凯   (83)
【摘要】新近公布的柞伯鼎铭文,提到了虢仲与“昏”地。铭文中的这场战争,应是西周晚期周与东国淮夷的战争;“昏”地在山东,不再南国。
【关键词】柞伯鼎  虢仲  “昏”  淮夷

考古就像历史拼图,一个个考古发现,让历史的色彩重新变得斑斓。

近年国外滇文化研究新趋势                                         卢智基(70)
【摘要】:近年,学界提倡跨学科进行史前文化研究,应用不同的学科如社会考古学、人类学、统计学、性别理论等。在器物的研究中,主要进行文化交流方面的探索,如从铜鼓看滇文化与东南亚文化的关系;从铜牌饰看其与北方草原文化的关系;从铜剑、戈、矛等看与其中原文化的关系等。另外,科学技术、新理论、社会考古学等也被应用到滇文化的研究中。
【关键词】:滇文化;东山文化;研究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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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夷地区A型曲柄短剑的功能、使用方式及命名                        苏奎   (86)
【摘要】学术界对“A型曲柄短剑”的认识尚且模糊,以至于对其命名、功能及使用方式的看法存在一定的差异。作者通过对其进行细致的形制观察和出土状态分析,以及与西南夷系统和中原系统青铜短剑的比较研究,初步认为“A型曲柄短剑”是作为剑的复合型器物,即具有剑、戈、刀等多种功能和使用方式。
【关键词】西南夷地区  曲柄短剑  石棺葬

成都,史料记载两千多年城址未变。唐宋时被誉“扬一益二”,在杜甫笔下是“喧然名都会”。史料的记载,在近年不断展开的城市考古中不断获得佐证。2008年成都江南馆街唐宋街坊遗址的出土,便充分反映了唐宋时期成都已具有很高的城市规划和建设管理水平。

云贵高原及相关地区考古新进展
——“第三届西部考古协作会暨云贵高原史前文化研讨会”纪要      李飞(78)
【摘要】:2006年8月在贵阳召开的“第三届西部考古协作会”就西部地区考古新成果和区域性合作等专题开展了讨论。西南地区代表对四川安宁河流域、大渡河流域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进行了初步总结;公布了云南贝丘遗址和汉墓的发掘情况;介绍了贵州北盘江流域、广西右江流域、贵州乌江流域、重庆渝东南地区、湖南沅水中上游地区及湘西地区的考古新发现。西北地区代表通报了“秦文化”课题的进展情况及甘肃近年的考古新发现。与会代表还就大石墓、彩陶的扩散、道教考古等专题进行了讨论。
【关键词】:西部;考古新发现;协作;交流

1934年,葛维汉教授与担任此次发掘副领队的林名均先生及部分协助发掘的当地乡绅合影

“圣地峨眉”——群体古建筑的瑰宝                                  汤明嘉   (90)
【摘要】本文论述了峨眉山古建筑群的历史文化和艺术价值,以伏虎寺、洪椿坪、遇仙寺等建筑群为例,揭示了峨眉山古建筑群的艺术文化内涵和建筑特色,为宣传峨眉山这一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提供了有益的资料。
【关键词】峨眉  古建筑  瑰宝

这片遗址位于成都市锦江区江南馆街,考古人员在这里发掘出了唐、宋时期大小排水渠、铺砖面路、泥土支路、房址,明、清时期道路、房址、井。遗址的主次街道、房屋、排水渠(城市下水道)规划科学,布局合理,尤其纵横交错长达数十米的铺砖街道,在中国城市考古史上十分罕见。而在现代化都市中心发现如此大规模的唐宋时期重要遗存堪称独一无二,为研究中国古代建筑、城市规划等方面提供了宝贵材料。

●瓷器与窑址
四川重庆的建窑遗址             大卫•克罗克特•葛维汉 著、熊一娣、邓桃丹 译(87)

第二阶段:证史(1956年至2005年)

●文保技术
便携式GPS仪在考古测绘中的应用                                     姚军   (93)
【摘要】本文是把现代科技应用到考古测绘中的一个例子的分析说明。通过对便携式GPS在考古中的实际操作使用,分析了其产生误差的原因,比较了其在田野考古测绘中的优越性,表明便携式GPS仪在田野考古测绘中具有可操作性。
【关键词】便携式GPS仪  考古测绘

包括江南馆街在内,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先后4次在春熙路片区发现了唐宋街坊遗址,以成排的商铺、“占道经营”的遗存等,证明春熙路从唐代开始,已经繁华上千年。

广东省博物馆藏明清德化白瓷                                         黄静 (88)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在基本建设的基础上,中国考古学得到了长足发展。在前苏联马克思主义考古学的影响下,中国考古学的主要目标定位为构建中国物质文化史。在夏鼐先生引入的“考古学文化”理论[4]指导下,三星堆遗址开展了大量的考古工作。

对于彭山江口古镇,人们对它的认知是一座延续上千年的水码头。但2017年初持续开展的江口沉银遗址的考古发掘,却实证了明末农民起义首领张献忠在此展开过一场大战。蜀王金宝、金银锭、“西王赏功”金币等出水文物,实证张献忠“千船沉银”不是传说。而三眼火铳、船钉等的发现,也证明这是一处明末战场遗址。在考古学意义上,它对研究明代的政治制度、社会经济和物质文化乃至明末清初的社会历史走向都具有重要意义。而对江口而言,它更是一份宝贵的城市文化遗产。

●简讯
德国举办“四川盆地古代盐业的比较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                张缪斯(93)

1956年为配合宝成铁路和川陕公路的修扩建,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对位于沿线的三星堆遗址进行了初次调查,将遗址的南、北两部分分别命名为“三星堆遗址”和“横梁子遗址”[5]。1958年,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学教研组再次开展考古调查,初步明确遗址为蜀文化遗址,并将之前分别命名的“三星堆遗址”和“横梁子遗址”视为同一个遗址[6]。为进一步了解遗址的内涵和堆积情况,1963年在冯汉骥先生的倡导下,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和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联合对月亮湾地点进行了正式的考古发掘,并将所获文物命名为月亮湾文化[7]。

考古丰富了对城市的认知,改变着一座城市甚至区域的历史定位。入选2013年全国“十大发现”的成都老官山西汉木椁墓,第一次发掘出土了举世闻名的蜀锦织机模型,美名天下传的蜀锦终于找到了织造的证据。2017年4月,海内外考古专家汇集成都,共同发表《成都共识》:四川作为丝绸之路主线之一的历史地位不可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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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业内人士看来,老官山西汉木椁墓的价值仍然值得继续探索。在织机模型之外,墓葬还出土了920多支医学竹简。这是国内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内容最丰富、体系最完整、最具理论和临床价值的古代医学文献。专家认为,这批西汉时期的医简中记载的许多内容与临床关系密切,说明至少在汉代以前,我国就已经有了较为完整的、有理论指导的中医临床体系,这比以《伤寒论》为代表的临床体系早了许多年。未来随着研究继续深入,或能将中医临床理论体系提前400年。

1963年冯汉骥在考古发掘现场

考古助推白酒作坊集体申遗

随着苏秉琦先生“区系类型学说”的提出[8],自1980年起,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大学和广汉市文物管理在因砖厂取土破坏严重的三星堆地点连续开展了6次发掘,将遗址定名为“三星堆遗址”,提出“三星堆文化”的命名,并初步建立遗址的分期年代体系[9]。

“花钱”的考古如何助推地方经济发展?在四川,考古出土的三星堆、金沙遗址成了游客向往的旅游目的地,历年考古发掘的白酒老作坊遗址集体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以下简称“申遗”),更为川酒发展注入了不可复制的文化底蕴。

1986年7月、8月和1987年11月,意外惊喜不期而遇。三星堆一号、二号祭祀坑[10]和仓包包祭祀坑[11]相继面世。这些意外发现大大丰富了遗址的内涵、提升了遗址的重要性。而早在发现祭祀坑的十年前,遗址中规律分布的土埂就引起了考古学家的注意,最终于1984年确认了第一道城墙——三星堆城墙,并以此为线索相继于1989年、1991年、1994年和1999年确认了东城墙、西城墙、南城墙和月亮湾城墙,因此确定了遗址古蜀国都城的性质[12]。1997年11月,三星堆遗址西侧的仁胜村砖厂在取土过程中发现一根象牙和四座长方形土坑,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立即展开抢救性发掘,至1998年6月为止,三星堆遗址迄今为止唯一一处墓地——仁胜村墓地得以重见天日[13]。2000年和2005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相继在月亮湾台地和青关山台地发现大型建筑和相关联的小型陶器祭祀坑以及陶水管、陶板瓦、陶璋、陶人等高等级遗物,确认了三星堆遗址的高等级建筑区。

白酒作坊遗址频有重大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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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对白酒作坊遗址的考古频频有重大发现。

仁胜村发掘现场

1985年,绵竹城关镇“天益老号”酿酒作坊的地下窖池中,出土了“永明五年”纪年砖。考古专家经过综合考察认为:“天益老号”酿酒作坊的地下窖池建造年代,至少距今已有1500多年,是中国白酒不断代使用至今的古老酿酒窖池。2003年和2004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对此进行了两次考古发掘,遗址不仅有反映酿酒工艺全过程的生产设施,还有房屋建筑基址以及大量瓷质酒具等相关遗物。这次考古入选2004年全国“十大发现”,其成果也佐证了剑南春悠远的历史沿革。

第三阶段:见人

1998年,成都锦江区水井街全兴酒厂改建厂房时再有发现。考古不仅发现这片遗址从明清一直延续到现代,更发现这片遗址为“前店后坊”的布局形式,是我国发现的古代酿酒和酒店的唯一实例,极大丰富了中国传统酒文化研究的内容,填补了中国古代酒坊遗址、酿酒工艺等方面的考古空白。

随着聚落考古、科技考古等新兴考古学学科、理论在中国的流行[14],加上三星堆遗址考古工作开始纳入国家“五年工作计划”中,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从2011年开始为了解聚落结构及其变迁而有计划地、系统地对三星堆遗址开展考古工作,最终目的在于“见”当时“人”的衣食住行。

2007年,在对射洪泰安作坊的发掘中,清理出了酒窖、接酒坑等多种遗存。其中“品酒杯”是在我国酒类作坊遗址中首次发现。

2011年至2017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遗址重点保护范围和一般保护范围共计12平方公里开展了四次全面、细致的考古勘探,全面摸清遗址范围内的遗存分布、堆积状况和保存状况。

作为川酒“六朵金花”之一,五粮液的历史也通过考古获得了证据。2008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长发升”等作坊进行了考古勘探、试掘工作,丰富的遗存为五粮液酿酒历史提供了实物证据。

根据考古钻探提供的线索,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分别于2013年、2014年、2015年相继发现真武宫城墙、青关山城墙、西城墙拐角段,加上1999年发现的月亮湾城墙,在三星堆遗址的西北部合围出一座小城——月亮湾小城,即三星堆城址的内城。通过2013年、2014年对仓包包城墙、马屁股城墙和李家院子城墙的相继发掘,在月亮湾小城的东侧确认了一座新的小城——仓包包小城。由此,三星堆城址北部的内城格局得以较为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在发掘内重城圈的同时,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还分别于2015年、2016年以及2017年对之前确认的东城墙、西城墙和月亮湾城墙的南段重新进行解剖,从而最终确认三星堆城址外城的格局以及营建过程[15]。

白酒作坊遗址申遗主力在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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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实的考古工作,为白酒作坊遗址的申遗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而白酒作坊遗址未来的申遗,也将为川酒品牌注入更深厚的文化内涵。

三星堆城址布局

早在2012年,包括四川七大白酒老作坊及窖藏遗址在内的中国白酒老作坊,就已经成功纳入首批《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这一类目囊括了8处白酒作坊及遗址,除山西省的杏花村汾酒老作坊以外,其余7处全部在四川,分别是成都水井街酒坊、泸州老窖作坊群、古蔺县郎酒老作坊、剑南春酒坊及遗址、宜宾五粮液老作坊、红楼梦糟房头老作坊以及射洪县泰安作坊。

2012年至2015年,考古学家在2005年发掘的青关山台地持续开展大规模发掘,发现三座大型红烧土建筑,最终确认了青关山台地作为三星堆城址大型建筑集中分布区的性质[16]。

白酒作坊为何能够入选《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省政府世界遗产专家委员会专家朱小南表示,中国酒文化历史悠久,目前我国仍在使用或保留下来的酿酒老作坊、窖池群及其相关遗址、遗存数百处,其中尤以四川最为丰富。而中国白酒老作坊布局完整、脉络清晰、传承有序,完整展现出白酒作坊在中国独具特色的发展历程,至今仍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是中国白酒酿造工业文化景观的杰出典范。泸州老窖至今拥有1619口百年以上窖池。古蔺县郎酒老作坊则完整保存了传统酿酒作坊的生产要素、工艺流程,特别是洞库常年堆储上万件陶制酒坛,极富艺术审美价值。至于另外4家作坊及遗址,同样各具历史文化价值,折射了中国的千年酒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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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6月9日,中国白酒老作坊申遗联盟已在泸州成立,向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发起冲刺。

青关山一号大型建筑基址

除了申遗,考古发掘的成果已经让川酒品牌多了文化名片。在水井街,以传统工业遗址和酒文化为展示主题的水井坊博物馆,被意大利考古专家朱力阿诺·沃佩视为文化遗产融入城市的典型案例;绵竹剑南老街,以“剑南春酒坊遗址”为主的遗存,打造出独具特色的酒文化旅游景区。

二、三星堆遗址考古研究成果

考古,助力川酒“六朵金花”飞得更高。

与三星堆遗址有关的研究与上述考古工作相辅相成、密不可分。在将近90年的研究历史中,三星堆遗址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遗址分期编年体系基本建立

四川历年入选项目

二十世纪80年代之前,由于考古工作开展有限,对于三星堆遗址的分期与断代研究相对较少,成果也不甚明显,仅知遗址的年代包含新石器时代和商周两个大的阶段,但具体的分期尚未开展。三星堆遗址发掘者根据1980年至1981年的发掘资料,首次将三星堆遗址分为四期(其中第四期尚未明确提出,但已有所特别关注)[17],之后陈显丹[18]和孙华[19]等人相继撰文对三星堆遗址进行分期,虽然不同学者的分期结论有所不同,但将遗址分为四期基本形成共识,这一结论一直沿用至今,形成定论。雷雨在编辑《广汉三星堆——1980~2000年考古发掘报告》过程中将遗址分期进一步细化为四期13段,至此三星堆遗址的分期编年体系基本建立。

成都平原史前古城址群(1996年):我国西南地区发现的年代最早、规模最大、分布最密集的史前城址群。

遗址所属考古学文化、源流,及其与其他地区文化交流等大致厘清

华蓥南宋安丙家族墓地(1996年):国内保存最好、规模最大、级别最高、最具艺术价值的宋代家族墓地。

三星堆遗址发掘者首次将遗址所获文化遗存命名为三星堆文化,但未详细分辨究竟报告所分哪几期是三星堆文化[20]。孙华首次将遗址所分三期分别归属为边堆山文化、三星堆文化和十二桥文化[21]。这是目前学界关于三星堆遗址考古学文化构成情况的主要观点,此后虽然有不同学者关于这方面有不同的观点,但仅限于三种考古学文化的命名问题,如关于遗址第一期遗存所属考古学文化有边堆山文化、宝墩文化、三星堆一期文化等不同意见,关于遗址第四期有属十二桥文化、三星堆文化、三星堆四期文化等分歧。

成都水井街酒坊遗址(1999年)成都古蜀国大型船棺独木棺墓葬遗址(2000年)

一直以来,学界关于三星堆遗址所属考古学文化的源流和延续的观点相对统一,均认为一期、二至三期、四期所属考古学文化前后相继,是同属一个文化序列的不同阶段或不同考古学文化,三者具有继承和发展的关系。三星堆一期遗存所属考古学文化的来源主要有川西北山地[22]和长江中游地区[23]两种说法。2009年在什邡桂圆桥遗址发现的早于三星堆一期的遗存为解决这一学术问题提供了新的资料,发掘者将其命名为桂圆桥文化,并作为三星堆一期考古学文化的直接源头[24]。

成都金沙商周遗址(2001年)绵竹剑南春酒坊遗址(2004年)成都江南馆街唐宋街坊遗址(2008年)

研究表明,三星堆遗址在各个时期与盆地之外的考古学文化有着较为密切的交流:一期时与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等在城墙筑造方法、陶器制作、玉器形制等方面有很多相似之处;二期、三期时与中原地区的夏、商文化在陶器种类、形制、铜器器形、纹饰以及玉器特征等方面较为相近;四期时与关中地区在陶器形制等方面往来密切,在越南也发现有与三星堆遗址相似的玉石器,或表明二者之间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

宜宾石柱地遗址(2011年):遗址分布面积大、文化堆积丰富、时代跨度时间较长,在川西南乃至金沙江流域是首次发现,其中部分材料证明该区域为蜀人南迁路线上的重要节点,说明该区域在文化交汇的漩涡地带。

城址北部的聚落结构及城墙营建过程大体明确

金川刘家寨新石器时代遗址(2012年):刘家寨遗址遗存丰富程度超出川西北地区以往任何已发掘的同时期遗址,对研究当地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及交流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经过“十二五”以来的考古工作和研究,三星堆城址北部的聚落结构和城墙营建过程已大致明确。整体而言,三星堆城址是“一大多小”的格局,“一大”即由东城墙、南城墙、西城墙以及由青关山城墙、真武宫城墙和马屁股城墙串联起来的北城墙合围而成的外城圈,“多小”指位于外城圈内的多座小城,目前已经在北部确认两座,分别是由月亮湾城墙、真武宫城墙、青关山城墙、西城墙北段及其南端东转部分城墙合围的月亮湾小城,以及由仓包包城墙、李家院子城墙、马屁股城墙和东城墙北段合围的仓包包小城。外城圈和两座小城共用北城墙。由于月亮城墙南段为补筑,马牧河南侧还有三星堆城墙,因此三星堆遗址的大城南部可能还存在其它小城。

成都老官山西汉木椁墓(2013年)

就目前成果来看,三星堆城址并非一次性营建而成,而是经历了至少三个阶段:最初于三星堆遗址第二期偏晚阶段在遗址西北部建造月亮湾小城,之后于遗址第三期偏早阶段沿着月亮湾小城北墙和西墙,即北城墙西段和西城墙北段分别向东、向南扩建,与三星堆城墙一起形成第二重城圈,第三期偏晚阶段在城内东北部加筑仓包包城墙和李家院子城墙,由此形成仓包包小城,并继续向南扩建东城墙和西城墙,与新建的南城墙合围成遗址第三重城圈。三个阶段的划分也可从城墙结构方面得到印证,月亮湾小城的城墙结构与宝墩古城内城的城墙结构类似,可明显分为几个倾斜的单元,墙体的块状结构感和施工顺序感非常强烈,东城墙、西城墙南段和三星堆城墙的结构大体呈“几”字形,而包括马屁股城墙在内的仓包包小城的城墙结构则未分单元,施工顺序感也很弱,与宝墩古城外城墙的结构相近。

石渠吐蕃时代石刻(2013年):是首次在雅砻江沿岸发现吐蕃石刻,为唐蕃古道走向或文成公主进藏路线的考证提供了新的资料,填补了青藏高原东部唐蕃古道走向重要环节的资料空白,为研究吐蕃时期佛教史、佛教艺术史、唐和吐蕃关系史提供了十分珍贵的资料。

祭祀坑及其出土各类铜、玉石、金器等的年代、形制、纹饰和性质基本清楚

彭山江口明末战场遗址(2018年):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的内水考古项目,对研究明代的政治制度、社会经济和物质文化乃至明末清初的社会历史走向都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三星堆祭祀坑的发现,各类精美文物不断吸引越来越多的学者进行各方面的研究,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祭祀坑本身的年代、性质;

铜器的形制、纹饰、铸造工艺以及在宗教、祭祀上的用途和寓意;玉器尤其是玉璋的形制、用途、纹饰解读;

金器的用途、纹饰解读;

各类器物所反映的古蜀国历史、民族情况;

其他。

各方面的研究成果众多,意见纷呈,是三星堆研究中最活跃、成果最丰富的部分。虽然不同观点差别较大,甚至相互抵牾,但都具有其合理性。

总结而言,两个祭祀坑的年代有殷墟一期、商末周初、西周早期乃至更晚等不同观点,祭祀坑的性质有祭祀坑[25]、亡国宝器坑[26]、墓葬[27]、不祥宝器坑[28]等多种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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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祭祀坑发掘场景

坑内出土器物从形制上可分为两大类:

其一为具有明显本地风格的器物,如铜器中的面具、头像、神树、立人像等,玉器中的有领玉瑗、大玉璧,金器中的金杖、金箔面具等;

其二为来源于中原风格并加以改进的器物,如铜器中的尊、罍、戈等,玉器中的璋等。

这些器物均用于祭祀,并且不同器物在祭祀仪式中的用途各有不同,如铜尊、罍是盛放祭祀用品的盛器,神树、面具象征祭祀对象,立人像是祭司的物化,金器等则是各级祭司、世俗统治者的身份象征,跪坐人像则是侍者,玉璋、象牙等则是祭祀用品[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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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二号祭祀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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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大立人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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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神树

与三星堆遗址相关的历史、民族大致清晰

借助少量的传世文献以及各类器物的造型、纹饰,可对三星堆遗址相关的历史、民族情况进行较为深入的探讨。随着成都金沙遗址的发现,多数学者认为三星堆遗址作为都城废弃之后,都城随后迁徙至金沙遗址,并对迁徙的原因做了详细论述,或认为是因为洪水泛滥被迫迁徙[30],或认为是不同民族之间战争导致的迁徙,或认为是一个民族内部两支人群以相对平和的方式争夺世俗和神权导致的迁徙[31]。由于三星堆遗址出土大量与鱼、鸟有关的遗物,如陶鸟头把勺、青铜鸟、金杖上的鱼鸟双箭图、玉璋上的鸟形象等,多数学者将其作为传说中的古蜀国王鱼凫的都城,其居住在都城内的民族也多为古蜀族[32]。

其他方面的研究诸如铜器成分、金器成分、象牙结构、石器矿物成分等科技考古以及三星堆遗址的保护、开发等方面都取得了不错的成果

总之,通过九十年的各项考古工作和研究,三星堆遗址所展现出的古蜀文明内涵、面貌已较为清晰[33],对于古蜀国的历史变迁、社会构成等也形成了一定的认识。

三、《三星堆:神与人的世界——四川古代文明展》有关器物的考古研究

三星堆祭祀坑出土文物一直以来都是大家关注的重点,围绕着这些文物有着太多未解之谜,也指引着相关考古工作和研究的开展。就本次展览试举两例说明。

三星堆祭祀坑内出土57件玉璋,是南中国地区集中出土玉璋最多的遗址。很显然,使用玉璋是古蜀文明的重要特征之一。远在1000公里之遥的越南北部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出土了数件玉璋,其形制、纹饰等特征与三星堆祭祀坑所出玉璋基本一致[34]。为了解答这一问题,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于2006年开全国之先河,率先赴越南开展考古发掘,所获颇丰,基本了解了玉璋的出土背景、文化面貌等[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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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玉璋

作为古蜀文明的重要遗物,三星堆祭祀坑内出土的数量丰富的海贝,其来源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问题,尽管之前已有多位学者对此有过探讨[36],或认为来自中原,或认为来自东方,或认为来自西亚,或认为来自南亚,莫衷一是。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研究者主要是通过古代文献记载和零星考古发现去推论,缺乏实地考察。近年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相关文博单位联合开展的“南亚廊道考古调查”项目即是为解决这一学术问题而开展的一次目的性较强的实地考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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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祭祀坑出土海贝

尽管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工作和研究取得了上述众多成就,但却只揭开了三星堆遗址这座古蜀国都城神秘面纱的一角,还有更多有关古蜀文明的谜题等待世人去解答。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文化遗产保护,四川省委、省政府积极推动古蜀文明传承工程,我们相信古蜀文明研究一定会蒸蒸日上,取得更多新的成果。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冉宏林 雷雨

注释

[1] 王嘉:《145件文物飞往罗马展现古蜀文明》,《成都日报》2019年3月24日

[2] 孙庆伟:《追迹三代》第1—7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

[3] 相关文章可参看三星堆研究院、三星堆博物馆编:《三星堆研究》,天地出版社,2006年。

[4] 夏鼐:《关于考古学上文化的定名问题》,《考古》1959年第4期。

[5] 王家祐、江甸潮:《四川新繁、广汉古遗址调查记》,《考古》1958年第8期。

[6] 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广兴公社古遗址调查简报》,《文物》1961年第11期。

[7] 马继贤:《广汉月亮湾遗址发掘追记》,四川大学博物馆、中国古代铜鼓研究学会编《南方民族考古》第310—314页,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

[8] 苏秉琦:《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文物》1981年第5期。

[9]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广汉三星堆遗址》,《考古学报》1987年第2期。

[10]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祭祀坑》,文物出版社,1999年。

[11]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工作站、广汉市文物管理所:《三星堆遗址真武仓包包祭祀坑调查简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四川考古报告集》第78—90页,文物出版社,1998年。

[12] 陈德安、杨剑:《三星堆遗址商代城址的调查与认识》,王震中等编《夏商周方国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139—156页,科学出版社,2015年。

[13]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遗址工作站:《四川广汉市三星堆遗址仁胜村土坑墓》,《考古》2004年第10期。

[14] 俞伟超、张爱冰:《考古学新理解论纲》,《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6期,本文引自《考古学是什么》第164—19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15] 雷雨:《三星堆遗址考古的新突破——发现最高等级建筑区、合围大城及北部小城、城址北部格局逐渐清晰》,《中国文物报》2016年3月25日第五版。

[16] 雷雨:《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2012~2013年考古新收获》,国家文物局主编《2013年中国重要考古发现》第46—51页,文物出版社,2014年。

[17]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广汉三星堆遗址》,《考古学报》1987年第2期。

[18] 陈显丹:《广汉三星堆遗址发掘概况、初步分期——兼论“早蜀文化”特征及其发展》,四川大学博物馆等编《南方民族考古》第213—231页,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

[19] 孙华:《试论广汉三星堆遗址的分期》,四川大学博物馆、中国古代铜鼓研究学会编《南方民族考古》第10–24页,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

[20]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广汉三星堆遗址》,《考古学报》1987年第2期。

[21] 孙华:《试论广汉三星堆遗址的分期》,四川大学博物馆、中国古代铜鼓研究学会编《南方民族考古》第10–24页,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

[22] 黄昊德、赵宾福:《宝墩文化的发现及其来源考察》,《中华文化论坛》2004年第2期。

[23] 杨华、赵冬:《鱼凫文化遗存与石家河文化遗存的关系》,《三峡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

[24] a.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四川什邡桂圆桥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13年第9期;b.万娇、雷雨:《桂圆桥遗址与成都平原新石器文化发展脉络》,《文物》2013年第9期。

[25] 陈显丹:《广汉三星堆一、二号坑两个问题的探讨》,《文物》1989年第5期。

[26] 徐朝龙:《三星堆“祭祀坑说”唱异——兼谈鱼凫和杜宇之关系》,《四川文物》1992年第5期。

[27] 张明华:《三星堆祭祀坑会否是墓葬》,《中国文物报》1989年6月2日第一版。

[28] 孙华:《关于三星堆器物坑若干问题的辩证》,《四川文物》1993年第4、5期。

[29] 孙华:《三星堆器物坑文物丛考》,《四川盆地的青铜时代》第239—262页,科学出版社,2000年。

[30] 林向:《从三星堆到金沙——寻找失落的三星堆古城》,《文史知识》2006年第8期。

[31] 孙华:《三星堆器物坑的埋藏问题——埋藏年代、性质、主人和背景》,四川大学博物馆等编《南方民族考古》第9—53页,科学出版社,2013年。

[32] 胡昌钰、蔡革:《鱼凫考——也谈三星堆遗址》,《四川文物》1992年增刊。

[33] 陈德安:《三星堆遗址的发现与研究》,《中华文化论坛》1998年第2期。

[34] 彭长林:《越南北部牙璋研究》,《华夏考古》2015年第1期。

[35]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越南义立:冯原文化遗存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6年。

[36] a.敖天照:《三星堆海贝来源初探》,《四川文物》1993年第5期;b.刘光曙:《试论三星堆海贝来源及其影响》,《四川文物》1993年第5期;c.莫洪贵:《广汉三星堆遗址海贝的研究》,《四川文物》1993年第5期;d.敖天照:《略谈三星堆海贝的来源》,《文史杂志》1993年第6期。

编辑:文物考古 本文来源:四川文物200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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