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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地下电台:串连着许多动人心弦的故事

时间:2019-10-19 18:41来源:中国史
原标题:周恩来领导国统区文化抗战轶事 (《湘潮》授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独家发布,请勿转载) 1938年9月武汉告急,根据形势的变化和需要,中共中央召开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撤销长江

原标题:周恩来领导国统区文化抗战轶事

(《湘潮》授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独家发布,请勿转载)

1938年9月武汉告急,根据形势的变化和需要,中共中央召开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成立南方局。武汉失守后,中共人员分别经宜昌、长沙、桂林等地辗转来到重庆。

[摘要]抗战时期,周恩来在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围绕大局,把握知识分子特点和工作规律,团结、组织起广大知识分子,形成了一支“文化上的部队”。在工作方式上,周恩来一方面利用文工会、文协等合法机构,把广大知识分子组织起来;另一方面又注重通过重大节日活动、戏剧文化运动、报刊媒体等诸多形式,把知识分子发动起来。他还非常关照知识分子的生活与安全,花费大量心力保护知识分子。周恩来大后方知识分子工作的基本经验有: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带动作用;从知识分子特点出发,关照知识分子的切身诉求;耐心细致地做好思想工作,重视理论斗争和批评;广交朋友,善交朋友,在交友中宣传党的方针路线。周恩来态度诚恳、认真细致的工作,促使大后方的广大知识分子积极投身到抗战的宣传和民主进步的斗争中来,成为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重要力量,为抗战胜利作出了杰出贡献,也对后来解放战争中第二条战线的形成,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知识分子工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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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10月下旬,日寇逼近武汉,国民党仓皇败退。周恩来、叶剑英等最后撤离了武汉,于12月到达重庆。在重庆,周恩来工作了8年。可以说,重庆是周恩来抗战时期最主要的阵地。

1939年1月南方局正式在渝成立,对外称之为第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主管川、云、贵、鄂、湘、粤、桂、苏、赣、闽等省及港澳地区的中共组织,延安方面的指示通过电波传到这里,又通过这里在广大国统区贯彻。

[关键词]周恩来;抗战时期;重庆大后方;知识分子;统一战线

全面抗战时期,周恩来在党内先后担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副书记、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公开职务,直接领导南方局文化工作委员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以及后来的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工会)。他以其娴熟的斗争艺术和个人魅力,正确地贯彻中共中央的文化政策,建立起广泛的文化统一战线,为坚持抗战、团结抗战以及抗战胜利和新中国文化力量的储备作出了巨大贡献。

“三岩”:周恩来在重庆的根据地

鉴于机要任务加重,周恩来和李克农两次派人去香港买回大批器材,组装了数十部电台,除在重庆自留8部外,其余分送延安和各地,在天空中架设了一条条看不见的桥梁网络。

一、抗战时期重庆大后方知识分子的状况与党的任务

组织领导党在国统区的文化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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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动人心弦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些日子里。

抗战时期,在以重庆、昆明、桂林为代表的大后方云集了各界大批的知识分子,但由于通货膨胀、物资缺乏、投机活动等,大后方物价急剧上涨,知识分子面临很大生活压力。“教授教授,越教越瘦”,“薪水薪水,不够买薪买水”。吴大猷摆地摊卖起了衣物,吴晗将自己珍藏多年的明版书转让给云南大学图书馆,闻一多在街头刻章卖印。【参见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74页;陈明远:《文化人的经济生活》,文汇出版社2005年版,第241页。】相比于物质上的困难,精神上的压迫和人身安全上的威胁,则带来更多的不安。老舍就曾这样描述说:“在肉体的病痛之外,我还有一点精神上的苦痛。每逢我拿起笔来,我必须象小贼似的东瞧西看,唯恐被人抓住。”【《大公报》1944年4月16日。】1941年2月5日,深感没有出路的戏剧家洪深一家三口在家服毒自杀,留下遗书说“一切都无办法,政治、事业、家庭、经济如此艰难,不如归去”。周恩来闻讯后,立即着人予以救助,幸告脱险。【人民出版社资料组编《人民的好总理》上,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26页。】如此种种,折射出大后方知识分子的真实境况。

大后方环境复杂,要想成功地实现共产党在文化抗战上的影响,推动国民党抗战,没有强有力的组织保障,工作难以开展。为此,1937年1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由项英、周恩来、博古、董必武组成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南方各省党的工作,同时,又决定由周恩来、王明、博古、叶剑英组成中共中央代表团,同国民党进行谈判。12月18号,周恩来同王明、博古、邓颖超等来到武汉。23日,中共中央代表团与中共中央长江局召开第一次联席会议,为工作集中和便利起见,决定两个组织合并,对内称长江中央局,对外称中共代表团,由王明任书记,周恩来任副书记。虽然周恩来任副书记,主要负责统一战线方面的工作,但是多方面的因素使周恩来实际上起了灵魂和核心的作用。在文化抗战工作上的领导亦如此。不久中央长江局撤销以后,1939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成立。周恩来亲自参与组建南方局,并担任南方局书记,全盘领导并负责统战工作委员会。

1939年,周恩来和南方局负责人秦邦宪、叶剑英、董必武、徐特立 以及中共代表、国民党参政员林伯渠在重庆红岩村合影

周恩来临变不惊

国民党在其五届五中全会后,开始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不断制造磨擦,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投降、分裂、倒退成为最大危险。皖南事变后,环境愈加险恶。从1941年1月到4月,《全民抗战》《救亡日报》《国民公论》等数十种进步报刊先后被迫停刊,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黑暗重重。为克服投降危险,组织进步力量争取时局好转,必须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这里,文化人与知识分子是非常重要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05页。】,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争取一切进步的知识分子团结于我们党的影响之下。在国统区党的工作被迫全面转入地下的严峻形势下,如何在采取“荫蔽精干”政策的同时,争取和团结一切进步的知识分子,打开国统区党的工作局面,从而实现“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方针【《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5页。】,推动抗日向前发展,摆在了当时在重庆主持南方局工作的周恩来面前。

1940年9月,中共中央专门发出了《关于发展文化运动的指示》,强调国统区开展抗战文化运动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明确要求:“如何在各个文化部门中(理论的,政治的,学校的,社会的,文学的,艺术的)推广和深入这个运动,希望国民党区域的党部加以切实的研究”。为贯彻中央精神,10月,根据周恩来的提议,南方局内部成立了专门负责文化工作的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文委由周恩来直接领导。据曾在南方局文委工作的张颖回忆:“当时文委主要人员其实只有几个人,冯乃超、胡绳、潘梓年。”人手虽少,但效率却很高。南方局文委的文化工作涉及到哲学、经济、历史、政治理论、文艺理论、新闻出版等各个领域。“南方局文委的业务范围很广泛,我到南方局文委工作的时候,比较多的时候是与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打交道”,“还有就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其他还包括宣传、出版、报刊等都是文委关注和领导的。” “叶以群是党派到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去协助老舍工作的,就像冯乃超是党派到文化工作委员会(隶属国民政府政治部)去协助郭沫若工作一样。文化组的全部工作都必须在秘密状态下进行,为了活动方便,每人都有一个公开的身份作掩护……文化组每隔两三周就要开一次工作会议,这些会议都是周恩来亲自主持。会议往往从晚上10点钟左右开始,一直开到凌晨三四点结束。会议讨论的都是相当重大的问题,比如国统区以及部分沦陷区文化宣传工作和统战工作的方针与任务;对国民党开展文化斗争等策略;以及《新华日报》在各个时期的编辑方针,乃至社论的内容和题目。所有这类问题,最后都要由周恩来作出决定。”

刚到重庆时,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设在闹市区的机房街70号。周恩来觉得这里不安全,也不利于保密工作,就决定寻找其他合适的地点。

中共中央南方局的秘密电台网,是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和关怀下,从无到有、从少到多,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

二、周恩来大后方知识分子工作的方式与策略

由于共产党在大后方无法以政权的形式与力量来实现自身的文艺主张,周恩来在组织建设上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来实现对文化抗战工作的领导权。在他的领导下,全国性的抗战文艺机构都陆续建立了党的组织。八路军驻各地办事处(简称八办)有文艺小组;南方局有文委;三厅也有党的组织。周恩来明确指示:三厅上面的主要干部成立一个党小组,下面的党员另外成立一个党支部,互相不要发生联系。万一发生了问题,就不至互相影响。三厅领导干部党小组由周恩来亲自掌握,成员有郭沫若、阳翰笙、杜国庠、董维健、冯乃超、田汉等。与三厅一样,文工会也有党组织,依然分为领导干部与普通党员两个小组,互不联系。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共产党牢牢掌握了国统区文化抗战的主阵地。

办事处的同志在周恩来的指示下,找到了爱国进步人士饶国模,她在城外化龙桥红岩村有一个农场,有200多亩地,种了很多果树,周围人家很少。周恩来决定在这里建造房屋,作为新的办事处。这里就是红岩嘴13号红岩八路军办事处。

南方局的前身叫中共长江局,1937年9月在汉口建立时,只有1部从延安带去的发报机,时刻担心出故障,联络工作脆弱。周恩来下决心要解决这个问题,当时经费虽然很困难,但只要是申请购买通讯器材,他都立即批准。这样,由熟悉业务的干部申光通过熟人关系在汉口买到一批通讯器材,又组装了2部,得以维持正常通讯。但从长远考虑,电台还是实在太少。

周恩来认为,要把知识分子争取过来,就要做细致的工作,在大后方特殊的环境下,需要新的策略和方式来打开局面,把大后方广大知识分子团结、组织和发动起来。

《群众》周刊和《新华日报》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全国公开发行的党报党刊,是党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大后方的领导文艺运动的重要思想文化舆论阵地,充分发挥了“喉舌”作用,分别于1937年12月和1938年1月创立。《新华日报》创刊时,周恩来在1月9日为它题词:“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群众》周刊成立不久,他约见《群众》周刊副主编许涤新等,对他们说:“《群众》的编辑方针,同《新华日报》毫无二致,差别在于《群众》是党刊,是理论性的刊物,它要更多地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出发,要更多地从理论的角度出发,帮助广大读者理解抗日战争的正义性,理解抗日战争胜利的必然性。同时,还要从理论的角度出发,去批判当时一切不利于抗战以致破坏抗战的各种反动谬论。”

在饶国模的帮助下,红岩小楼很快建成了。小楼一共3层,一楼是办事处,二楼和三楼是南方局的办公地。这之后,各地党组织的人员通常都是到这里来和南方局取得联系,周恩来平时也住在这里。

随着战局的进展,各地方党组织和游击队传递情报愈加困难,纷纷要求配备电台,而在汉口靠买零配件组装根本无法满足。于是,周恩来和李克农遂派申光携带数万港币去香港,相机购买无线电器材。

利用合法机构,把广大知识分子组织起来

武汉失守后, 《新华日报》迁往重庆继续出版,在成都、重庆、昆明、桂林、南京等地设有营业部、发行部。在其存在的九年多时间里,大部分时间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他亲自规定《新华日报》的宣传方针,审阅重要稿件和社论,还常一丝不苟地帮助修改稿件,连标点符号也不轻易放过,亲自撰写社论、专论、代论和新闻。据不完全统计,周恩来先后为《新华日报》撰写的文章有58篇、题词11次,在《群众》周刊发表文章13篇。平时,他不管怎样忙,总要抽出一定时间接见报社的工作人员,要求他们“努力学习,下苦功,多看,多读,多研究,学习要专还要博,不要自满”。在他的指示以及指导帮助下,南方局文委的工作人员也纷纷投入了这一重要舆论阵地。很多文委的同志当时的公开身份就是《新华日报》的编辑、记者等。在周恩来的领导下,《新华日报》的发行量,一度成为“中国报纸中算是最大的销售”,连蒋介石也要看。

南方局和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大概有100多人。在这里,大家一律平等,吃住都是一样的。为响应延安大生产运动的号召,他们自己在空地上种菜、养猪,以改善生活。办事处里还设有救亡室,大家经常一起唱救亡歌曲,逢年过节还排练节目。虽然这里生活艰苦、工作紧张,但是同志间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团结融洽、亲密无间。

香港是自由贸易区,什么都能买到,惟不易通过海关检查,申光此去虽然购到一批器材,却苦于无法运回内地。幸而德高望重的宋庆龄正在香港,中共地下党负责人廖承志上门求助,她毅然承诺视为己任,召其弟宋子良去九龙海关打点,获得“免予上税、立即放行”的特殊关照,顺利启运。

一是通过文化工作委员会等机构开展大量工作。1940年9月,国民党以改组政治部为名撤销第三厅,准备成立文化工作委员会,但规定只能做研究工作,意图把文化人士圈住。对此,周恩来向大家做工作,他指出:一方面,挂个招牌有好处,我们更可以通过合法机构来开展工作;另一方面,要不受他们的束缚,跳出圈子,以个人身份到社会上进行活动。在周恩来的指导下,文工会汇聚了比第三厅更广泛的各界知识分子代表,皆为一时之选,在社会上享有很高声望。文工会利用合法地位,以富有战斗力的文艺创作为武器,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联系群众,教育群众,反对、打击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投降、倒退、分裂政策,是党在国统区工作的重要战线和革命文化基地,被誉为“第二红岩”“第二办事处”【阳翰笙:《风雨五十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62、266页。】,壮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力量。

《救亡日报》和《华商报》也是在周恩来指导下创办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报纸。早在抗战初期,周恩来要夏衍以进步文化人士的身份留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强调指出工作方式可以多样,但一定要争取公开合法,还谈到要在国民党统治区办一张党报。1937年8月中旬,周恩来指示夏衍协助从日本回国的郭沫若筹办《救亡日报》,提出要把该报办成文化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报纸。他希望《救亡日报》能够担当起“巩固和扩大救亡阵线,动员起千千万万的群众”的责任,以独特的风格来“宣传抗日、团结、进步”。周恩来还说:“要好好学习邹韬奋办《生活》的作风,通俗易懂,精辟动人,讲人民大众想讲的话。”夏衍努力贯彻周恩来这个指示,先后在上海、广州、桂林等地出版发行《救亡日报》,在广泛的社会阶层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皖南事变后被迫停刊。

在重庆,坐落在曾家岩50号的“周公馆”也很出名。这是一幢3层的楼房,可以俯瞰嘉陵江。因为地处市区,交通比红岩方便许多,但环境却复杂很多。国民党首脑机关就在离此不远的上清寺地区,在通往周公馆的唯一一条小路旁就是国民党军统头子戴笠的住所,巷子两侧的各种店铺实际上成了特务的哨所,专门负责监视周公馆的动向。周公馆二楼的一侧还住着一名国民党政府官员和他的家属。出于安全考虑,周恩来平时办公到很晚或是需要同人谈话时才会住在这里。这里实际上成了南方局设在市区的派出机构,南方局的军事组后来将办公室和宿舍设在了这里。

1941年1月11晚,山城重庆万家灯火,周恩来正在参加《新华日报》成立三周年纪念会,南方局机要科突然收到一封标志为“AAA”的万万火急的电报,发报者为新四军军部。译出后立即送到周恩来手中,原来这是受到国民党顽固派围攻的新四军在弹尽粮绝时发出的告别电,说明他们已遭不测。

二是通过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中苏文化协会等团体开展工作。在周恩来的指导和帮助下,1938年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成立标志着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实现了文艺界的大团结。“这种伟大的团结,不仅仅是在最近,即在中国历史上、在全世界上,也是少有的。”【《周恩来文化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文协成立后,“第一个难以克服的困难就是穷”,“‘弄钱去’乃成为口号”。【《老舍文集》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626页。】周恩来多次表示要设法为文协筹款,使大家能更多地创作,使会务有更大的发展。后来,他还在自己担任国民党政治部副部长之时,让政治部每月拨款五百元给文协。在文协为援助贫病作家发起募捐时,周恩来给予支持,并捐款一万元。对大后方广大文化人士来说,周恩来的这些工作不仅有着经济上的意义,更具有政治上潜移默化的影响。对中苏文化协会等团体,周恩来同样高度重视,派人参与其中,大力支持他们当中有利于团结和抗战的活动。

皖南事变后,一大批文化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疏散到香港。1941年2月10日,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致电中共中央和周恩来,请求在香港办一份报纸。周恩来立即复示同意,并指出:“这张报,不用共产党出面办,不要办得太红了,要灰一点……不仅在香港发行,还要发行到东南亚菲律宾等地去。”4月8日,《华商报》创刊号面世,受到国内外华侨的欢迎。

另外,离红岩不远的虎头岩,是《新华日报》编辑部所在地,报社的营业部设在市区民生路240号。因为这里往来的人很多,不太引人注意。周恩来常常利用这种便利条件,在营业部二楼的工作人员宿舍里约人会面。

周恩来看过电报满腔悲愤,当即在大会上宣布了这件事。他正在讲话,附近有人捣鬼,电灯突然熄灭了,他不仅没有中断讲话,反而用更加洪亮的声音说:“黑暗是暂时的,光明一定会到来!”他的这番话,使到会同志受到极大的鼓舞。

采取新的形式,把知识分子发动起来

领导政治部第三厅及文化工作委员会开展文化抗战

红岩、曾家岩、虎头岩被大家称为“三岩”。从1938年底至1946年5月,周恩来在重庆战斗了近8年的时间,很多个日日夜夜,他都是在“三岩”度过的。“三岩”也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的活动中心。

就在当晚,南方局领导召开了紧急会议,布置了各种应急措施,其中最要紧的是部署二、三线电台,万一国民党当局查封了公开电台,后备的即可接替。此后又联系香港密秘电台,指示廖承志在香港公布“皖南事变”的真相,向国际社会表明,中共坚持团结抗战的方针绝不改变,但对反共军事进攻不能不有所戒备。中共不愿由此发生大规模内战,如果内战挑衅者酝酿更大阴谋,使日本坐收渔利,则中国抗战前途岌岌可危,望国际人士共挽危局。

一是借助重大纪念日或与名人有关的活动打破封锁。在五四、七七、九一八、辛亥革命纪念日等重大时间节点,周恩来除指示尽可能组织相关活动外,还多次撰文,宣传坚持抗战,呼吁民族团结。在这方面,影响最为显著的是与鲁迅和郭沫若二人相关的活动。鲁迅作为知识分子的一面旗帜,“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98页。】,“他的许多话,至今还活着,做我们的指针”【《周恩来文化文选》,第38页。】。1940年,在一心饭店举行的重庆文化界纪念鲁迅逝世四周年聚餐会上,周恩来指出,鲁迅是“中国二十年来最伟大的不屈不挠的精神的代表者”,号召大后方文化人士学习鲁迅一生中“律己严,认敌清,交友厚,嫉恶如仇”的四大特点。【文天行等编《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资料汇编》,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年版,第335—336页。】同时,周恩来认为,纪念、学习鲁迅不应限于文艺界,而应争取让更多人成为鲁迅一样的“劲草”,为实现抗战最后胜利而奋斗到底。通过纪念鲁迅的活动来做知识分子的宣传和发动工作,无疑是一个具有号召力和影响力的方式。纪念、学习鲁迅成为大后方文化人的精神动力,贯穿抗战的始终。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和后来的文化工作委员会是国统区公开的合法的政府文化机构。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第三厅和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工会)成为国民党统治区的文化抗战基地。

领导抗战文化军

1月17日夜里,周恩来召集南方局和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的全体人员开会。他表情凝重地说:“我们不希望国共合作的局面全面破裂,但一定要作最坏的准备。如果顽固派搞突然袭击,我们抵抗一下,把密码和文件毁完了,就准备坐牢。要坐牢我们一起坐,他们要问你们是不是共产党员,男同志可以承认,因为我们是共产党的公开机关。女同志只承认是家属。要问党的组织情况,就说我们的中央在延安,主席是毛泽东,这里有支部,书记是周恩来。再问还有哪些负责人,就说有董必武、邓颖超,别的不知道,让他们去问支部书记周恩来。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我要出面去交涉,我是国民党和蒋介石请来的。我们要争取全师而回,但也要作最坏的打算,要准备牺牲,要牺牲我们一块儿牺牲。”

号召大家在学习鲁迅的旗帜下团结起来的同时,周恩来明确了郭沫若作为继鲁迅之后新文化战线上又一面旗帜的地位,以凝聚和团结文化界的力量。1941年11月16日,在郭沫若创作25周年和50诞辰之际,周恩来指示举办了纪念会,文化界、学术界、新闻界、民主党派的代表2000余人参加。在纪念会的当日,周恩来高度评价了郭沫若在文艺、学术等方面的成就,并在《新华日报》发表《我要说的话》,指出:“鲁迅先生已不在世了,他的遗范尚存,我们会愈感觉到在新文化战线上,郭先生带着我们一道奋斗的亲切,而且我们也永远祝福他带着我们奋斗到底。”【《周恩来文化文选》,第759—760页。】成都、桂林、昆明、香港等地都举行了庆祝活动,几乎整个文化界、新闻界、文艺界都动员了起来。大后方组织的一系列声势浩大的纪念活动,不仅团结和发动了文化界众多团体,而且吸引了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加,产生了重大影响。

1938年2月6 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在武汉正式成立,周恩来任副部长,主管第三厅的工作,即抗日宣传工作。这是整个抗战期间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军政部门担任的唯一要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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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南事变”后局势紧张,中共中央来电指出:“恩来、剑英、必武、颖超及办事处、报馆重要干部于最短期离渝。”并要求销毁文件、密码、电稿等。为防止国民党当局袭击,南方局命令机要科将办事处和《新华日报》全体员工名单电告延安,以便有人被捕时,中共方面能据此交涉。

二是通过演剧和剧评发动文化人士进行借古讽今的斗争。1941年夏秋间,周恩来在南方局文化组一次会议上提出,我们必须想个办法冲破禁令和封锁。后经与徐冰、阳翰笙、陈白尘等研究,决定从话剧方面发起。10月11日,中华剧艺社上演陈白尘的《大地回春》,拉开了大后方戏剧运动的序幕。在周恩来的直接指导下,郭沫若创作的历史剧《屈原》公演,将重庆雾季话剧运动推向了高潮。“在反动政府的严格检查制度之下,当代的事迹不能自由表达或批判,故作家采取迂回的路,用历史题材来兼带着表达并批判当代的任务。”【《郭沫若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511页。】《屈原》正是利用这种手法,“把这时代的愤怒复活在屈原时代里去了”【《郭沫若论创作》,第404页。】,借古以讽今。《屈原》的演出,在政治上、文化上突破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封锁,在国统区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参见张逸生、金淑之:《回忆中华剧艺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重庆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重庆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1981年内部发行,第131—132页;石曼:《抗战时期重庆戏剧出版物》,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重庆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重庆文史资料》第39辑,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99页。】在周恩来指示和领导下发动的重庆“雾季公演”,推动广大文化界知识分子投身到这一运动中来,四年间共公演大型话剧103个、独幕剧7个,产生了一批著名剧作,被誉为中国话剧史上的一个黄金时代。【参见石曼:《周恩来与重庆“雾季公演”》,《新文化史料》1994年第2期。】

周恩来担任政治部副部长后面临的首要任务是:筹组第三厅干部人选,制定第三厅的工作方针。上海成为孤岛以后,武汉成为了国统区内的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全国各地涌入武汉的文艺界知名人士、爱国知识青年很多。他们的生活大都没有基本的保障,但他们的抗日热情都很高。周恩来考虑如果把他们收揽进第三厅,能够壮大抗日阵营的宣传队伍,推动全国抗战的广泛开展;同时也可以进一步让他们了解中共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主张。因此,政治部建立后,周恩来同陈诚、黄琪翔等国民党政要及中共代表团的博古、董必武等人多次商议第三厅的组织机构、人员安排、宣传方针、活动方式等问题,对民主党派人士和社会贤达做了大量的说服动员工作。

周恩来和董必武在红岩村同八路军办事处、新华日报工作人员合影

周恩来还提出“隐蔽精干”的策略,将一批陪都文化界进步人士送往香港或外地,同时也疏散了一批党内干部,对留在重庆的工作人员则进行气节教育。

除买票到剧场观看演出以表示对文艺家们的支持外,周恩来还注重发挥戏剧评论的作用,引导文艺家们的创作,教育和影响广大群众。他指出,戏剧演出需要通过评论文章才能吸引和教育观众,把观众的意见转达给艺术家,使他们得以改进。他指出,评论也是有力的战斗,在进行戏剧评论时,既要批评帮助,又不能挫伤朋友的积极性,要诚恳地帮助艺术家们提高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对不健康的倾向如商业观点、噱头主义等要进行批评。同时,他也表示,重庆和解放区不一样,评论标准也应有所不同,凡是描写反帝反封建这一大方向的或者是揭露国民党黑暗统治的作品都应给予鼓励;反之,若是宣扬卖国投降、汉奸特务的,一定要严肃批判,旗帜鲜明。【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图书资料室编《周恩来与文艺》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37页。】

在第三厅筹组过程中,郭沫若由于其学识、才能及其在知识分子中的影响力成为国共两党共同想到和共同接受的厅长人选。为促成郭沫若、阳翰笙这些进步的文化界名人参加第三厅的工作,周恩来于1938 年2 月17 日致信郭沫若,希望他来武汉就职,并嘱咐其说服田汉、胡愈之来武汉工作。郭沫若自日本回国后对到第三厅工作存在顾虑,因为他考虑到政治部其他各厅厅长都是国民党骨干分子,很难合作。他曾提出:“让我处在自由地位说话,比加入了不能自主的政府机构,应该更有效力一点。”经过周恩来耐心地说服和解释,郭沫若服从了党的决定,乃以进步文化人士的身份来领导第三厅的工作。

在重庆,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进行有关国共合作、促蒋抗日的谈判,领导南方局、国统区和南方各省党的工作、军队工作、统战工作及宣传文化教育工作。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当属重庆的文化工作。在周恩来的领导下,重庆有了一支抗战文化军。

南方局在重庆设有8部电台,其中3部是公开的,已向国民党当局登记备案。另有5部为秘密的,其中2部设在红岩村办事处三楼,联络对象为延安、雅安;1部设在红岩村俱乐部楼上,与延安试通后备用。其余2部为流动性质,先后分设在市郊黄沙溪、市内中国工矿银行办公楼上,联络对象为延安。时局最严峻时,仍有4名报务员在红岩村坚持收发报,片刻不停地向党中央通报重庆的情况。

三是通过报刊等媒体联结起广大知识分子。在大后方,国民党当局制定了一连串法规来监视言论活动和出版事业,这“远远不是为了保障作家权益或推进出版事业的措施”,而是“热心于加强统制”。【〔日〕杉本达夫:《关于抗战时期在大后方的作家生活保障运动》,《重庆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知识分子的政治生存空间因此受到种种限制。在1941年以后的年月里,国民党的法西斯倾向越来越明显。这种倾向在许多领域都可以看到,而在宣传领域最为明显。在此情况下,周恩来通过报纸、杂志、出版社等媒介为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发表文章、言论的阵地,联结起大后方广大的知识分子。

2月下旬,周恩来“致电在重庆的阳翰笙,催他速至武汉筹组政治部第三厅”。阳翰笙到武汉后,周恩来向他阐述参加第三厅工作的重要性说:“第三厅是个政权组织,政权组织的作用是很大的,我们不能小看它。”“我们拿着三厅这个招牌,就可以用政府的名义,组织团体到前线去,也可以到后方大大小小的城市乡村去,公开地、合法地、名正言顺地进行宣传,既可以宣传民众,也可以宣传士兵。政权机构的重要性就在这里,我们的工作意义就在这里。大家应该热情地又很清醒、很有警惕地去参加第三厅的工作。”

当时,以郭沫若为厅长的原政治部第三厅是由重庆文化文艺界的进步人士组成的。1940年9月,第二次反共高潮前夕,国民党借口改组政治部撤销了第三厅,委派张治中为政治部部长。周恩来去找张治中,说:“第三厅这批人都是无党无派的文化人,都是在社会上很有名望的。他们是为抗战而来的,而你们现在搞到他们头上来了。好!你们不要,我们要!现在我们准备请他们到延安去。请你借几辆卡车给我,我把他们送走。”蒋介石害怕因此增强了共产党的实力,失掉人心,于是在几天后召见郭沫若、阳翰笙、冯乃超、杜国庠、田汉等原第三厅的主要负责人,告诉他们打算成立一个文化委员会,仍然由郭沫若担任主任委员,其他原第三厅的人员一律聘为委员。回来后,阳翰笙等向周恩来汇报了情况:“蒋介石分明要把我们圈起来,怕我们去延安,你看怎么办?”周恩来当然看穿了蒋介石的图谋,但是他觉得正好可以将计就计:“就答应他吧!他画圈圈,我们可以跳出圈圈来干嘛!挂个招牌有好处,我们更可以同他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展开我们的工作。”他鼓励大家:“我们处在无权无势时,还能在地下干,现在有一个地盘给我们站住脚,难道还怕干不成事吗?”

1943年5月苏共宣布解散共产国际,国民党顽固派乘机提出“取消陕甘宁边区”“解散共产党”,并密令胡宗南部准备进攻延安。同年9月,国民党军警强行封闭红岩村的公开大电台,说是今后只能通过军政部电台收发报,意在切断红色电波。

周恩来领导下的《新华日报》《群众》是联结大后方知识分子的重要舆论阵地。1942年3月14日,在收到毛泽东来电转告的张申府“希望把党报变为容许一切反法西斯的人说话的地方”的建议后,周恩来当即领导《新华日报》开展整风运动。四天后,周恩来致电毛泽东报告改进情况,指出有几种副刊已注意吸收外稿,第三版设“友声”一栏专门发表党外人士意见,这份报纸不仅要成为反法西斯的论坛,还应成为民主的论坛,不仅接受进步分子的文章,还刊登中间分子的文章。是年,从9月11日至18日,《新华日报》一连八天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启事,声明“增多篇幅,邀请各界人士撰稿,以便反映各方意见”【于刚:《七年两度忆<新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重庆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重庆文史资料》第21辑,1984年内部发行,第122—123页。】。此外,《新华日报》还先后设有“大众音乐”“木刻战线”“戏剧研究”等专刊、专页,通过约稿、组稿和邀请负责编辑等形式团结了大批知识分子,为他们提供了发表言论的阵地。

当时,国民党也希望郭沫若出任第三厅厅长。据阳翰笙分析,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是:有周恩来、郭沫若这样众望所归的人物,可以延揽大批文化、学术、文学艺术各界著名人士,同时将第三厅掌握在自己控制之下。国民党为控制第三厅,任命复兴社的刘健群为第三厅的副厅长。周恩来领导郭沫若等人与国民党当局展开了巧妙的斗争,他们均未出席前几次部务会议。2月24日,周恩来致函郭沫若,说明在与陈诚的谈话中得知第三厅副厅长人选问题出现转机,“认为郭可以回武汉就职”,但嘱其“速将宣传纲领起草好,以便依此作第三厅工作方针”。3 月1 日,刘健群因桃色事件离开武汉,郭沫若按照周恩来的安排回到政治部第三厅。为确保该厅工作的顺利进行,郭沫若向陈诚提出了人事、经费自定、工作计划三项条件,在获得陈诚首肯后才正式出任第三厅厅长,阳翰笙被任命为第三厅主任秘书。

1940年11月1日,文化工作委员会正式成立,郭沫若担任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是阳翰笙、谢仁钊,专任委员有茅盾、杜国庠、田汉、洪深、翦伯赞、胡风等10人,兼任委员有老舍、陶行知、侯外庐、王昆仑、张志让、邓初民、吕振羽等10人,这个阵容比当年的第三厅更加强大。委员会成立后,虽不能像第三厅那样开展轰轰烈烈的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的工作,但它的成员以其自身的专长著书立说、讲学论争、从事文艺创作,一样在文化运动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共产党有共产党的办法。从此以后,南方局机要科常常派人将国民党报纸上的新闻、社论用一般密码发往延安,或是每天随心所欲地写上几百字的假电文,盖上领导人的私章,密封后送交国民党军政部、邮政局电台发往延安。延安收到这类电报扔到一边就不管了,只有国民党的“译电专家”还在冥思苦想,企图从中搞出点名堂。真正重要的文件和消息,则由架设在红岩村三楼的5瓦小电台拍发,编码缜密,尽管国民党军统局常年监听,但一次也未能破译。

关照生活与安全,把知识分子保护起来

为确保第三厅的实权掌握在抗日派手中,周恩来多次与郭沫若、阳翰笙等人商定了第三厅的具体人事安排。周恩来希望把三厅组建成为团结社会上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机构,广泛吸收思想界、文化界、学术界的著名人士、社会贤达加入这个抗日大本营。第三厅内各处、科干部人选一般是阳翰笙先同郭沫若商量,然后请示周恩来,由周恩来最后决定。经过反复协商,他们最终确定了第三厅内三个处的干部人选,胡愈之为第五处处长;田汉为第六处处长;范寿康为第七处处长。政治部第三厅干部的配备体现了周恩来积极推动国共合作,团结各种社会力量特别是文化界共同抗战的思想。该厅成为当时国共两党及与民主党派和社会贤达人士合作的一个重要纽带。在该厅各处、科干部中有共产党员阳翰笙、田汉、冯乃超、董维健等;有救国会的徐寿轩和张志让等;还有原国民党武汉行营政训处中国电影制片厂的厂长郑用之。在周恩来和郭沫若等人的努力下,第三厅招揽了田汉、阳翰笙、洪深、徐悲鸿、杜国庠、冯乃超、史东山、应云卫、冼星海、张署、叶浅予、马彦祥等一大批文化界的知名人士加入,同时还联络到了日本进步人士鹿地亘参与抗日宣传,组成了一个强大的宣传阵容。当时,社会上盛称第三厅为“名流内阁”。大部分干部配备就绪后,1938 年4 月1 日,第三厅在武汉正式成立。

国统区的民主氛围不浓,文化活动也很受限制,大型的群众性集会基本不被允许,这就需要探寻新的活动途径。1941年10月的一天,周恩来亲自到郭沫若家里去,提议文艺界开展郭沫若五十寿辰和创作生活25周年的纪念活动,他说:“为你做寿是一场意义重大的政治斗争,为你举行创作25周年纪念又是一场重大的文化斗争。通过这次斗争,我们可以发动一切民主进步力量来冲破敌人政治上和文化上的法西斯统治。”

冯乃超巧藏电台

在大后方,知识分子们虽无与日军直接作战之忧,但却饱受物质困窘之苦,而且精神上常受压迫,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对知识分子生活上关心、安全上保护、创作上支持,成为周恩来做好知识分子工作的重要抓手。

在武汉时期,周恩来很大一部分精力投入到了第三厅的抗日宣传鼓动工作。白天,他在政治部办公,晚上才回到八路军办事处去。他的工作总是那样有条不紊。郭沫若在《洪波曲》中曾用强烈的词句表达他对周恩来的钦佩和赞叹:“我对于周公向来是心悦诚服的。他思考事物的周密有如水银泻地,处理问题的敏捷有如电火行空,而他一切都以献身的精神应付,就好像永不疲劳。他可以几天几夜不眠不休,你看他似乎疲劳了,然而一和工作接触,他的全部心身便和上了发条的一样,有条不紊地又发挥着规律性的紧张,发出和谐而有力的律吕。”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共产党利用第三厅这个公开合法的机构团结广大文化工作者,开展了大量抗日宣传活动。

这次纪念活动的会场设在中苏文化协会。11月16日,门口高悬着一支硕大无比的毛笔和“以清妖孽”4个大字。到会的既有重庆文化界的进步人士,也有国民党方面的潘公展、张道藩,还有苏联来宾、各民主党派、群众团体的代表2000人,冯玉祥在会上致贺词,场面非常盛大。周恩来在会上高度赞扬了郭沫若,说:“郭先生是无愧于五四运动当中长大的这一代的。他不只是革命的诗人,也是革命的战士。无论从他的著作和行动里,都燃烧着那烈火一般的感情。在反对旧礼教旧社会的战斗中,有着他这一位旗手;在保卫祖国的战斗中,也有着他这一只号角;在当前反法西斯的战斗中,他仍然是那样挺身站在前面,发出对野蛮侵略者的诅咒。”

1938年台儿庄大捷后,郭沫若领导的政治部第三厅,借此机会在武汉掀起一次轰轰烈烈的宣传周,并发起献金运动,各界人士踊跃捐献,募得大批珠宝首饰和现金。郭沫若委托阳翰笙、程步高等人,用这笔资金到香港去购进10多辆卡车、医疗器材和药品运回内地,然后又分送到各战区去。

一是关心知识分子的生活与人身安全。比如,在得知马寅初教书不成、投稿被拒而生活陷于困境后,周恩来立即派人登门拜访,并让《新华日报》发表他的文章,付给高额稿酬。王鲁彦贫病中逝世于桂林,周恩来从重庆发去唁电,并嘱冯雪峰给其家人送去资助费。【参见童小鹏:《风雨四十年》第1部,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310页。】周恩来又领导南方局向国民党当局发出呼吁,要求给予知识分子生活上的保障和改善,“救济和帮助青年知识分子,解除他们的失业和失学的痛苦”【《新华日报》1940年2月4日;《新华日报》1940年4月26日。】。此外,周恩来还发起筹募援助贫病作家基金等活动。

在武汉失守迁移重庆后,人员减少,工作生活条件十分艰苦的情况下,第三厅仍坚持开展各种活动,深入前线后方,宣传抗战到底,反对妥协投降,宣传团结进步,反对分裂倒退。与国民党一个主义、一个政府、一个领袖的主张完全对立。因此,国民党顽固派在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前后,便对第三厅活动进行限制,对各地演剧队、宣传队、战地文化服务社等进行迫害。对第三厅人员也步步紧逼,三次强迫第三厅全体人员加入国民党。1940年8月,蒋介石竟下手谕,要求“凡不加入国民党者一律退出第三厅”。第三厅的党组织立即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亲自找军委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提出第三厅这批人都是无党派的文化人,都在社会上很有名望,他们是为抗战而来的,你们现在搞到他们头上来了。你们不要他们,我们要!现在,我们准备请他们到延安去。张治中一听感到事情严重,报告了蒋介石。蒋介石随即召见了郭沫若、杜国庠、冯乃超、田汉、阳翰笙等人,说要在政治部里面成立一个文化工作委员会,宗旨是对文化进行研究,要第三厅的人留下来继续工作。郭沫若向周恩来汇报了这一情况。周恩来说:“就答应他吧!他画圈圈,我们可以跳出圈圈来干嘛,挂个招牌有好处,我们更可以同他们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开展我们的工作。”

话剧是周恩来领导山城文化抗战的又一种形式。《屈原》是其中非常有代表性的剧目,是郭沫若1942年1月在重庆写成的。他借屈原之口说出了抗战时期人们想说而不敢说的愤怒,借屈原的时代象征当时的时代,借以表达全国人民团结抗日的强烈愿望,控诉国民党当局的反动暴行。

由于当时的特定环境,郭沫若打了“埋伏”——其实还有2卡车物资,已直接驶往缺乏医疗器材和药品的八路军总部和新四军军部,车上还各自夹带着1部无线电收发报机。

如果物质的资助对知识分子而言是雪中送炭,那么,对他们安全的保护和政治方面的关照,则让周恩来与他们建立起了生死情谊。皖南事变发生后,为保护爱国知识分子,周恩来立即组织他们疏散和撤离。从确定名单、说服动员,到谋定路线、筹集路费,乃至订购车票、化装、盘查时的答话等,他都一一亲自过问。比如,他要茅盾先到重庆郊区隐蔽,摆脱特务的跟踪后再走,并在不久后又派人护送茅盾前往桂林,最终转移到香港。【参见茅盾:《在抗战的逆流中》,《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4期。】他曾四次约见胡风,对他们全家离渝赴港做了周密安排。胡风后来每忆及此,总是感叹不已。【参见《胡风回忆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26页。】在周恩来的组织安排下,仅1941年1月到6月,安排离开重庆的进步文化人士就有一百多人,撤退工作有条不紊而极有效率,保护了大批进步知识分子的生命安全。【参见阳翰笙:《风雨五十年》,第283页。】之后,周恩来又致电廖承志询问重庆文化人去港情况,特地嘱咐他要支持统一建国同志会、文化协会,要多鼓励老舍。

1940年10月,文化工作委员会成立。新组建的文化工作委员会,在南方局和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工作机构。它的委员、工作人员中,包容了比三厅更广泛的各界代表人物,如沈雁冰、舒舍予(老舍),陶行知、邓初民、翦伯赞、胡风等记者、诗人、作家、教育家、历史学者、作曲家。虽然文工会不能在群众中进行宣传活动,但是在周恩来的指示下,大批进步人士通过举办学术讲座、给文人祝寿和创作进步剧本等方式对抗国民党的文化专制。文工会从1940年10月成立到1945年初解散的时间里,利用合法地位团结了文化界广大进步人士,为抗战、民主进行了长期艰苦的斗争,在哲学、历史、经济、文艺理论、文学创作等研究方面以及以学术活动广泛联系群众,推动民主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果,完全出乎蒋介石的意料。

该剧的创作、排练和上演都得到了周恩来的直接指导和关心。在剧本创作之初,他就同专家一起详细讨论;剧本定稿后,他又组织人力支援演出。通过组织动员,剧组汇集了金山、张瑞芳、白杨、孙坚白、施超等当时的一流演员,演员阵容强大。排演过程中,周恩来多次询问进展情况,几次亲自到现场观看排演。他还专门请两个主要演员到红岩村朗诵《雷电颂》这段。周恩来对这一段非常赞赏:“屈原并没有写过这样的诗词,也不可能写得出来,这是郭老借着屈原的口说出自己心中的怨愤,也表达了蒋管区广大人民的愤恨之情,是对国民党压迫人民的控诉,好得很!”他要求演员“注意台词的音节和艺术效果固然重要,但尤其重要的是充分理解郭老的思想感情,要正确表达,这是郭老说给国民党顽固派听的,也是广大人民的心声,可以预计在剧场中,一定会引起观众极大的共鸣。这就是斗争”。

原来,当时八路军和新四军最急需的也是通讯设备。因而,阳翰笙等人赴港后,也千方百计买到3部电台,除送八路军和新四军各1部外,另一部交由冯乃超保管,以备不时之需。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沦陷,日军点名要梅兰芳、司徒慧敏等旅港文化人到指定地点报到,在港进步文化人和民主人士面临生死威胁。周恩来急电廖承志等人,要求立即组织在港各界朋友转移。大批文化人于1942年1月初起陆续转移到内地。周恩来直接领导的这次秘密大营救,历时半年,行程万里,遍及十余省,共救出爱国民主人士、进步文化人及其家属800余人。

4166am金沙,特别是文工会的戏剧运动的巨大成功,离不开周恩来等南方局领导同志的关怀和指导。周恩来向来喜欢文学艺术,深谙戏剧创作的真谛。他以真诚而细致的态度与作家交流,诚恳的提出意见和建议,逐渐成为文化工作者的知音和诤友。郭沫若的《棠棣之花》剧本写好后,首先请周恩来看。周恩来对每一幕都提了意见,细致到对词语的运用上。《棠棣之花》演出成功后,周恩来让《新华日报》编专刊,对其进行大力宣传。《屈原》一剧,无论是最初的编写还是后来的演出,都得到了周恩来的关心和支持。1942年初,当得知郭沫若开始创作《屈原》的消息后,周恩来立即与郭沬若展开讨论。周恩来说:“屈原在当时受迫害,才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现在我们也受迫害,这个题材好!” 并于3月7日致信郭沫若:“拿屈原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而兼艺术家,我同意,说他是革命的思想家,容有商榷余地。”剧本写成后,周恩来特别嘱咐,中华剧艺社要配用一流的演员,一流的舞美和配乐。同时由《新华日报》出版《屈原》演出特刊,经过各界人士的通力合作,成就了《屈原》不朽的艺术价值。《屈原》的巨大成功,使戏剧家的创作方向从现实主义题材逐渐转向历史剧题材,以更隐蔽的方式巧妙突破了国民党的封锁,广泛传播了进步文化,引导文化工作走上了民主斗争的新阶段。1945年,文工会的解散便是民主斗争新阶段的体现。

《屈原》上演后反响非常好,出现了“一票难求”的盛况,常有人半夜就到剧场门口排队买票。周恩来几次前去观看,还要人到剧场买些票,让办事处和曾家岩的干部轮流去看。之后,他还亲自主持座谈会,要求《新华日报》配合宣传。

冯乃超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对敌宣传科科长,实则系中共派往该厅的特委书记,迁渝后任南方局文委委员。他藏有发报机,连郭沫若也不知道。

在大批文化人撤回内地后,周恩来又就如何妥善安置他们作出一系列指示:1942年3月12日,致函郭沫若,约他和老舍一起共商救济办法【参见《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218页。】;17日,又致电方方和张文彬,要求他们对到桂文化人的生活给予支持,并对一些人的去处作了具体指示;4月9日,听取夏衍关于香港文化人分批安全撤离的情况汇报,在得知于伶、宋之的等到达重庆后,当即指示组织一个话剧团,使他们有演出的机会,也可吸收一些到重庆的抗敌演剧队成员【参见《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41—542页。】;6月14日,复函柳非杞,称“亚子先生出险,欣然无量。……生活之维持,凡吾后辈,责无旁贷,亦义所当然也”【郑逸梅:《周恩来同志关怀柳亚子》,《人民日报·战地增刊》1979年第4期。】;如此等等。这次营救,赢得了国内外各界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广泛赞誉,称“这是真正的肝胆相照,生死与共”【黄秋耘、夏衍、廖沫沙等:《秘密大营救》,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1页。】。梁漱溟1942年2月脱险至桂林后,也在家书中感慨“到处得朋友帮助,人人都对我太好”【梁漱溟:《我的努力与反省》,漓江出版社1987年版,第286页。】;茅盾则称之为“抗战以来(简直可说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茅盾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38页。】。

周恩来领导的第三厅和文工会文化界人士,共同书写了文化抗战光辉的篇章,彰显了文化在抗战中的力量。

周恩来领导文艺界人士在反共高潮中打开了缺口,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振奋了士气,山城的文化抗战运动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

当时正值第二次国共合作,为争取合法地位,南方局设在重庆的公开电台都向国民党当局申报和备过案。公教人员私藏电台要冒很大风险,一旦暴露或被搜查到,将会以“汉奸”罪判处重刑。

二是关怀、支持知识分子的创作、研究事业。在大后方,周恩来把一群渴望为抗战出力、有志于研究而困难重重的学术工作者组织起来,鼓励大家搞点研究。在他的指导、支持下,许多学者完成了他们的代表性著作。周恩来指示筹建成立的青年科学技术人员协会,联系、团结了大后方科技界的一些青年知识分子,并通过他们进而联系了科技界的专家、教授等。1939年春,在周恩来指示下组织成立的“自然科学座谈会”,参加者大多是中央大学的教授。周恩来经常参加他们的活动,和科学界朋友谈心。为团结更多的科技工作者,1944年,周恩来又指示在“自然科学座谈会”基础上成立“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他还亲自向个别著名科学家做动员,得到竺可桢、李四光等百余人的响应。

思想上引导维护文化界的团结

周恩来在重庆的另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广泛结交朋友,从张冲、张治中、冯玉祥到黄炎培、张澜、马寅初、梁漱溟、陶行知、郭沫若、阳翰笙、胡风、老舍等众多民主人士、知名人士以及青年、儿童,都同他交往甚笃。苏、英、美等国驻重庆使节和记者以及美国总统特使,国际友好人士斯特朗、史沫特莱、王安娜、艾黎、爱泼斯坦等,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学者费正清和加拿大朋友文幼章等都成了周恩来的统战对象。

冯乃超胆大心细,他先是将电台藏在家中,对家人也守口如瓶,故而一直未出事。但这终非长远之计,他为此绞尽脑汁,却没找到稳妥办法。

被称为“文艺界知音”的周恩来,对文艺家们的创作更是给予充分的支持和帮助。阳翰笙的《天国春秋》《草莽英雄》,周恩来都提出过具体指导意见【参见阳翰笙:《风雨五十年》,第297—298页。】;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周恩来多次观看,并对玉春这一人物的处理提出了意见【参见石曼:《周恩来与重庆“雾季公演”》,《新文化史料》1994年第2期。】;夏衍的《法西斯细菌》,周恩来三次观看,并约请一些中外医生观看,征求他们对剧本的意见,同时又借此剧做自然科学界知识分子的工作。郭沫若《棠棣之花》创作过程中,周恩来致函对一些字句提出意见,从第二幕到第五幕凡32条长达二千余字。【参见《周恩来书信选集》,第205—209页。】当时的木刻协会,既无专门经费,也无专职人员,为了支持木刻协会的工作,周恩来不仅把重庆“木刻联展”的作品送到延安展出,还特地从延安把解放区的木刻带来交给木协展出,还通过各种渠道,把中国进步的木刻送到国际上去展出。周恩来的这种关心和支持使当时的许多知识分子都深为感动和振奋。

皖南事变后,大批的文化人转移到香港。为解决当时文化人到香港甚多带来的矛盾和争论,做好团结、争取文化人的工作,周恩来于1941年5月7日致电廖承志:“三个月来文化人到香港者甚多,建议你学习列宁、斯大林对待高尔基的态度,帮助文化人前进。”他在指示如何对待文化战线上的朋友及党与非党干部问题中说:“第一,不能拿抗战前的眼光看他们,因他们进步了,已经经过一次考验了。第二,不能拿抗战前的态度对待他们了,因他们已经经过一些政治生活,不是以前上海时代的生活了。第三,我们不能拿一般党员的尺度去测量他们,去要求他们。”同月,为了加强对香港进步文化工作的领导,推动香港抗战文化的发展,建立中共对外宣传工作的基础,周恩来批准成立香港文化工作委员会,由廖承志等5人组成。香港文委成立后,扩大和巩固了香港文化界统一战线,使香港抗战文化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对此,周恩来曾于1942年6月21日就南方局领导香港文化运动的情况报告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文委。报告谈到:皖南事变前“香港文化运动只限很小的下层活动,自渝大批文化人到港,才有新的展开”。

基督教领袖吴耀宗就是这个时候与周恩来相识的爱国民主人士,虽然他们信仰不同,但是无碍他们的交流,周恩来与吴耀宗最长的一次谈话持续了一天。从此,吴耀宗钦佩周恩来、信赖共产党,以自己的方式参加到爱国民主运动中去。

1940年12月,政治部第三厅被国民党“改组”为文化工作委员会,因日机空袭日甚,郭沫若便时常在市郊巴县赖家桥办公。南方局文委的有关指示及工作意见,均由冯乃超带往赖家桥,久而久之,他发现那里地僻人稀,心生一计。

三、周恩来大后方知识分子工作的经验和成效

学术界发生学术理论问题上争论是经常的事。周恩来明确指示,这种学术讨论不能妨碍文化界团结抗战、争取民主的大局。当时在党的领导下,进步学术工作者中间有一个读书会,周恩来也常去参加。侯外庐回忆,当时参加读书会的一些进步学术工作者有一段时间曾把主张唯心主义的哲学家冯友兰、贺麟视为对立面,每次聚会一碰头就分析他们的政治动向,研究他们的每一篇文章。一次,周恩来来了,听了这个话题,便平静地对大家说:“民族大敌当前,在千千万万种矛盾中间,学术理论界也面临着错综复杂的矛盾。我们同冯友兰、贺麟在阶级立场上固然是尖锐的,但毕竟不是主要矛盾。当前学术理论上最危险的敌人,是国民党右派妥协投降理论,我们斗争的锋芒应该对准陈立夫《唯生论》。”一席话切中要害,说得大家心服口服。这一次杜国庠也在场,他显得特别兴奋,会后,久久地对周恩来的讲话称道不已。

与周恩来有过交往的人都对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费正清多年后曾这样回忆:“周恩来的魅力在初次见面时就打动了我。在我面前是一位浓眉、英俊的贵胄,却为民众献身;作为个人,他的智慧和敏锐的感觉是罕见的,然而他却致力于集体主义的事业。”与周恩来接触颇多的谢伟思对他的评价更高:“周是非常熟练的、敏感的、感觉力强的、明智的人。”“我未见过周发怒、发火或心烦意乱。他总是那么平静、镇静,我没有见过他克制不住自己的时候。周是一个令人惊服的人,很难找到他的缺点。认识周的人都承认他是一个很坚强的人,正直的人,诚实的人,有原则性的人。”

有一天,冯乃超雇了几个农民,声称亲戚病故,要他们帮忙挖个坑安葬。入夜后,他独身潜往乱葬岗,用油布将发报机仔细包裹起来埋进坑内,上面掩饰成坟墓。俟春雨降临,坟头芳草萋萋,别说是特务,就是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同仁也万万料想不到,这坟里藏着1部7.5瓦的瓦哈特莱式电台。

周恩来在大后方开展的富有成效的知识分子工作,成为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典范。总结周恩来在大后方的知识分子工作,以下四个方面的经验尤其值得我们学习。

南方局整风运动中,对于党外文化人士,周恩来明确规定了政策界限。1945年1月18日,周恩来在《大后方文化人整风意见》中提出,文化人整风只限于文委及《新华日报》社的同志,对于党外文化人士,则引导他们向国民党当局作要求学术、言论、出版自由的斗争,向顽固分子作思想斗争,揭露国民党文化统治政策的罪恶,并引导其与青年接近,关心劳动人民生活,以便实际上参加和推动群众性的民主运动。否则,抽象地争论世界观、人生观,甚至引起不必要的对历史问题的争论,必致松懈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招致内部的纠纷,这是很要慎重的。这个指示既结合国统区实际情况贯彻整风精神,又团结了党外广大文化界人士,使他们积极投入了民主运动,得到实际的思想锻炼和提高。

许多人正是通过周恩来才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及其主张。他不仅是共产党派驻国民党的代表,也是共产党派驻外部世界的代表。他在重庆所做的这些工作不仅起到了孤立蒋介石反动派的作用,也赢得了广泛的信任和友谊,更增进了他们对中国共产党人和八路军、新四军的了解,在国际舆论界产生了重大影响,为他自己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

1945年3月,国民党下令解散文化工作委员会,郭沫若搬家,冯乃超才将电台转移走。

始终坚持党的领导

尊重文化人与文化人交朋友

领导《新华日报》

刘澄清孤胆建台

周恩来大后方知识分子工作的根本思想是始终坚持党的领导,牢牢掌握领导权。抗战时期,周恩来多次阐述过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原则应该包括“坚持抗战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战”“坚持党的政治上的独立性”等。【周恩来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的发言记录,1938年9月30日。】为此,他始终坚持原则,把争取和实现党的领导放在首位,紧密围绕抗战形势和党的中心任务开展工作。如在抗敌演剧队和抗敌宣传队成立大会上,周恩来要队员们坚持艺术为抗战服务的方向,又给演剧队中共地下党组织指示,要求随队行动,深入前线,利用合法身份开展统战工作。之后,为加强对西南几个演剧队的领导,除了两次派专人到桂林,他还在柳州建立了几个队的地下党的统一领导关系,使演剧队、宣传队始终在党的领导下,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图书资料室编《周恩来与文艺》下,第117—118页。】在坚持原则的同时,周恩来注意讲究策略与方法,他指出,“在斗争上,我们要不失立场,但不争名位与形式;我们要坚持原则,但方法要机动灵活,以求达到成功;我们要争取时机,但不要操之过切,咄咄逼人”【《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4年版,第44页。】。如前所述,周恩来利用第三厅、文工会、文协、中苏文化协会等机构、团体进行工作,不争名位与形式,团结、组织起广大知识分子,又根据形势的变化,采取灵活机动的方式方法,如借助重大纪念日、与名人有关的纪念活动和演剧等把知识分子发动起来,同时还注意发挥报刊等媒体的联结作用,等等。这些行动,都是他坚持党的领导前提下灵活多样工作方式的体现。

由于历史原因,周恩来在国民党上层和爱国人士中本来就有很多朋友。作为中共中央的代表到武汉和重庆以后,他交往面十分广泛,重叙旧情,广结新交,开诚合作,其中很多就是文化界的知名人士。周恩来以他的真诚赢得了他们的信任和尊重。

《新华日报》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创办的公开出版的报纸,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公开出版的全国性党报。自1938年1月11日创刊,直到1947年2月28日被国民党封闭,共持续了9年多,总计出版3231期。周恩来为它倾注了大量心血。

1941年春天,香港地下党发电报到重庆,请求派人接替前任报务员林青的工作,南方局决定派资深报务员刘澄清前往。因刘澄清不会说粤语,又特派广东籍女同志康瑛配合工作,两人一道结伴上路。

充分发挥知识分子自身的作用

对于文化界人士,周恩来是尊重有加的。上海、南京失守以后,各地文化界人士云集武汉,第三厅不可能把他们都容纳进去。周恩来在筹组政治部第三厅的同时,积极推动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以便把云集武汉的众多的文化界人士团结起来。为了这件事,周恩来特地拜访冯玉祥,请正在他那帮助工作的著名作家老舍出来主持文协。1938年3月,周恩来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成立大会上,激动地讲道:“今天到场后最大的感动,是看见了全国的文艺作家们,在全民族面前,空前地团结起来。这种伟大的团结,不仅是在最近,即在中国历史上,在全世界上,如此团结,也是少有的!这是值得向全世界骄傲的!诸位先知先觉,是民族的先驱者,有了先驱者不分思想、不分信仰的空前团结,象征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一定可以凝固的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作为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首次公开与广大作家交流意见,对知识分子的赞赏与尊重溢于言表,很是鼓舞人心。

1937年,周恩来在与国民党谈判过程中就想要在国统区创办一份公开出版物,以便扩大党的政治影响,向国统区广大人民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特别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8月中旬,周恩来在南京与邵力子商谈这个问题。邵力子当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积极主张联俄联共,这个问题在他那里得到了解决,允许中共南京办事处筹创《新华日报》。之后,周恩来借拜访之机请国民党中央监察院院长于佑任为《新华日报》题写了报头。经过积极筹划和紧张筹备,1938年1月11日,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新华日报》在武汉正式创刊。武汉失守后,报社迁到重庆继续出版。周恩来亲自为创刊号题词:“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

为提防特务跟踪,他们不能直接从红岩村出发,先隐蔽一段时间。他们乘夜转移出来,刘澄清假装病人,住进一家法国人开办的医院,整天打针吃药,康瑛则装成他的表妹,时常来照料他。后来他们又转移到西郊歌乐山农家小院,闲住了两三个月。

一方面,注意培养自己的知识分子,通过党员知识分子带动和影响党外知识分子。除了把大批党员知识分子安排到文协、文工会等文化团体、研究机构,以通过他们影响和带动党外知识分子,从而实现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外,周恩来还根据国统区的情况指示国统区的党员知识分子要利用自己的专业、特长去积极交友,开展统战工作。如致信在云南大学社会系任教的党员华岗,指出要争取、团结像闻一多这样在学术界、青年学生中有着广泛联系和影响的知识分子。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华岗积极联络云南知名知识分子和各界人士,团结、影响了包括闻一多、罗隆基、潘光旦、费孝通等一批知名的知识分子。【参见南方局党史资料编辑小组编《南方局党史资料·统一战线工作》,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367页。】1941年6月,在约见李亚群时,周恩来指出要组织理论、文化、文艺、教育界的党员去团结教育党外知识分子,开展抗日民主活动,并保护、安置受到蒋介石迫害的一些知名人士。【参见《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520页。】在与年轻的知识分子党员计苏华谈话时,又着重告诉他,知识分子有自己的弱点,但是革命却不能没有他们,要他充分做好知识分子的工作。【参见李蔚:《周恩来和知识分子》,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页。】

邹韬奋是著名的救国会“七君子”之一。他所主办的《生活》周刊和生活书店,在全国,特别是青年中有着极大的影响。周恩来在武汉第一次同他见面,就好像是遇到老朋友一样。他对邹韬奋说:“我们还没见面的时候已经是朋友,好朋友了。救国会的抗日主张和我们是一致的,爱国七君子的风节我是很佩服的。”谈话中,周恩来关切地询问他出狱后的身体和家庭情况,向他分析抗战的形势和任务,指出:“现在我们一起奋斗,以彻底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将来,我们还要共同努力,以建设繁荣富强的新中国。”临别时,周恩来紧紧地握住他的手说:“请你们记住,爱国知识分子是国家的宝贵财富,无论什么时候都需要,有什么要求,请随时提出来。”周恩来的热情强烈地感染了邹韬奋。他后来不止一次地对别人说:“周恩来先生的确是我们的"良师益友","是最可敬佩的朋友"。”

9年多的时间里,周恩来在《新华日报》发表的署名文章有37篇,题词11次,经他亲自修改过的稿件不计其数。虽然在国统区的统战工作极为繁忙,但他每天仍然抽出一定时间,指导《新华日报》的工作,接见报社的工作人员,亲自审阅报纸的社论、专论和重要文章。经他修改审阅的文章总是能见到圈圈点点,修改过程一丝不苟。

等到外面风声松动,亦未发现附近有可疑人员,他们才跟着一位带路的地下交通员离开重庆。刘澄清装成西南联大的学生,声称去香港找亲戚,康瑛仍然扮作他的表妹。他们经贵阳到桂林,买到两张去香港的飞机票,刘澄清让康瑛和交通员先走,他自己又扮成华侨,与几个商人同路,经湛江抵达香港,并很快接上了关系。

另一方面,善于通过对党外知识分子代表的合作与使用,来做好其他知识分子的统战工作。比如,早在文协筹备过程中,周恩来就文协机构的设置和人选等问题与党内外文艺人士交换意见,并亲自拜访老舍,请他做文协的负责人,因为他无党无派,而且在文化界具有很高的威望,具有很好的代表性。后来的事实证明,正是“由于老舍无党无派的身份和在文艺界的声望,他能出面讲党不便讲的话,做党在当时不便公开的事,发挥了其他人难以发挥的作用。就是由于老舍这种作用,‘文协’的领导权没有落到国民党手中,也没有变成一块空招牌”【《人民日报》1984年3月19日。】。对云南文化教育界的工作,周恩来同样采取与民主党派合作,通过建立公开半公开的进步团体的形式开展。1942年夏,进步人士孙起孟由中华职业教育总社派往昆明任职教云南办事处主任,周恩来对他提了“广泛接触各阶层人士独立开展团结、抗战宣传工作”,不必与中共地下党组织联系的意见,并委托他在开展职业教育社工作中,做争取各界上层人士和著名知识分子的工作。同时,他指示云南地下省工委通过与民盟合作开展工作,尽量团结广大民主人士和爱国知识分子。【参见南方局党史资料编辑小组编《南方局党史资料·统一战线工作》,第366页。】

在皖南事变以后一段时间里,周恩来晚上经常在新华日报营业部二楼会见各方面人士,不仅同他们谈团结抗战,而且一起谈历史、谈哲学、谈文学、谈经济,结交了许多朋友。对科学技术界的朋友,周恩来嘱咐新华日报社长潘梓年同他们广泛交往,推动他们组织起来,投入到抗日救国的洪流,成立了“自然科学座谈会”。周恩来经常关心座谈会的活动,同他们恳谈,帮助他们认清时局和抗战前途。有一天,他和董必武邀请“自然科学座谈会”7位科学家到《新华日报》编辑部共进午餐,为科学家梁希庆祝六十寿辰。梁希激动地说:“我无家无室,有了这样一个大家庭,真使我温暖忘年。”回去后,梁希夜不能寐,起身作三首七律,两首送给周恩来,一首送给新华日报社。

1938年10月1日,周恩来从延安赶回武汉,一边部署在重庆出版《新华日报》,一边和《新华日报》的部分员工一起坚守武汉。10月上旬,周恩来挤出时间,为《新华日报》撰写《论目前抗战形势》的长篇社论,宣传持久战的理论和抗战必胜的道理。10月20日左右,武汉形势急转直下,报刊大多停刊,《新华日报》成了武汉人唯一能看到的一张报纸。武汉沦陷前几天,周恩来每天都抽出时间与留在报社坚守的同志研究报纸的出版。10月24日晚,周恩来来到新华日报社办公地,当时报社绝大多数编辑记者已经撤离,只有3位同志留守:一位执笔写稿,一位排版,一位负责印刷。当天夜里,日军攻到武汉城郊,周恩来在报社口述了《新华日报》在武汉的最后一篇社论《告别武汉父老兄弟》:我们只是暂时离开武汉,我们一定要回来的,武汉终究要回到中国人民的手中。在日军占领武汉数小时前,这期战火中的报纸传到了武汉读者的手中。在《新华日报》留守的几位同志全部撤离后,周恩来才最后离开武汉。

当时香港的商业电台很多,国民党军统、中统及其他系统也在这里设有电台,情况复杂。国民党的电台人员喜欢在社交场合吹牛谈天,露出了破绽,被港英当局查获了好几个。刘澄清在这方面相当谨慎,从未发生问题,他还做了充分思想准备,即便电台被查获,他也会一口咬定是搞商品行情的商业电台。

从知识分子特点出发,关照知识分子的切身诉求

周恩来不仅自己广交朋友,还指示国统区的党员干部利用社会职业勤交朋友。1942年,夏衍从香港来重庆,周恩来多次与他推心置腹地交谈。周恩来说,勤交朋友,要尽可能多交朋友。“你有一个有利的条件,就是你在广州、桂林、香港办报的时候,认识了一些国民党的党政军方面的人,和一些"左翼"以外的文化界人士也交上了朋友。”“现在到了重庆,交朋友方面要更广一些,对在政治上、文艺思想上意见不同的人,对他们也要和和气气,切忌剑拔弩张,这方面我们犯过错误吃过亏,千万不要再犯。”他又说:“你是搞戏剧电影的,在重庆就有许多可以团结和这方面必须团结的人。”这样,夏衍就以进步文化人的身份,在重庆撰文为生。

《新华日报》宣传团结抗战、宣传真理,揭露黑暗、敢讲真话,因此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遭到国民党千方百计的破坏、压制和封锁。而《新华日报》的同志们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同国民党反动派斗智斗勇,使得报纸总是能够冲破封锁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

在香港立足得有社会职业作掩护,刘澄清就到夜校去补习英语,后来进写字楼做职员。谁也猜不到,这位办事勤勉的年轻人,竟然是共产党的千里眼顺风耳,他的志向不是升级提拔,而是经常给延安和重庆发电报。

一是设身处地,无微不至地关心关怀知识分子。周恩来能叫得出重庆文艺界很多人的名字,知道他们的生日。有次接见文艺界人士时,他记得上次听说有个演员的孩子病了,这次一见面就问这个演员娃娃病好了吗,使这位演员感动得几乎要落下泪来。【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图书资料室编《周恩来与文艺》下,第359页。】从生活到人身安全,这种无微不至地关心知识分子的事例不胜枚举。为了保护党外知识分子朋友们的安全,周恩来有时安排在天官府郭沫若的家里举行茶会或便餐,以方便聚谈。一次,在发现漏通知了一个知识分子朋友后,他便批评负责通知的同志道:“你们该知道中国的一句古话,‘一人向隅,举座为之不欢’吧,在你们,可能认为这只是无意的疏忽,是件小事,可是在对方,也许会认为这是对他的有意的疏远,那就不是一件小事了,特别是在目前这种政治斗争微妙复杂的时候。”说完后,他就派车去把这位朋友接来,并向他表示歉意。重庆文艺界和民主党派一些知名人士为反对国民党顽固派,决定发表一个联合声明,有平时很接近党的人却不愿意签名,一位干部对此说了一些不满的话,周恩来立即严肃地批评这样讲不对,指出要首先替对方想一想,强加于人就只会丢掉朋友,然后耐心地对“设身处地”四个字作了详尽的阐述。【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图书资料室编《周恩来与文艺》下,第11—12页。】

周恩来在同朋友交往中,一个最显著的特点是:待人以诚。他总是尊重对方,能够设身处地地为对方着想,照顾到对方的困难和接受程度,以平等的态度同人家交换意见。他对夏衍说过:“对过去不认识,不了解的人,第一件事就是要解除他们对共产党的疑惧。只有把对方当作朋友,人家才会把你当作朋友。”这是周恩来能在这方面取得重大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1941年1月11日,是《新华日报》创刊3周年纪念日,报社的同志们聚集起来举行纪念会。正当大家聚精会神聆听周恩来的报告时,八路军办事处突然送来一份电报。原来,蒋介石布置重兵对奉命北移的皖南新四军9000余人进行“围剿”,到电报发来时,战斗还在进行中。消息传来,群情激愤。这时候,电灯突然熄灭,会场一片漆黑。不一会,电灯重新又亮起来,周恩来高声讲道:“黑暗是暂时的,光明一定会到来!”“有革命斗争经验的人,都懂得怎样在光明和黑暗中奋斗。不但遇着光明不骄傲,主要是遇见黑暗不灰心丧气。只要大家坚持信念,不顾艰难,向前奋斗,并且在黑暗中显示英勇卓绝的战斗精神,胜利是要到来的,黑暗是必然被冲破的。”他鼓励大家对亲日派袭击新四军抗日将士的滔天罪行、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共阴谋,一定要斗争到底。同时,他提醒大家,要准备迎接更严重更艰巨的斗争。

香港沦陷,地下电台暂停,刘澄清又奉命到东江游击纵队,在那里装配了一部15瓦的电台,与延安联络。他使用原香港密台的呼号、频率、时间,终于接上关系,每天除收发报外,还兼收新华社新闻电稿和《解放日报》《新华日报》的重要社论、文章,供游击队学习和编油印小报用。过了一段时间,林青在香港恢复了原来的地下电台。

二是平等相待,发扬民主,顺应知识分子特点。“领导党的方式和领导群众的方式是不同的,领导群众的方式和态度要使他们不感觉我们是在领导。”【《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31页。】周恩来始终强调要平等相待,通过说理进行教育。南方局文委大概两周开一次会,用相当多的时间讨论文艺问题。在讨论时,周恩来从来没有不看戏就发表意见的。对剧作家、艺术家,他从不高高在上以领导者的姿态指手画脚,而是把自己作为其中的一员,与艺术家们做知心朋友,说知心话,因而在文艺工作者中留下很深的印象。“在重庆的岁月,我作为一个演员,从心里感到总理真正是文艺界的知音。他懂戏,懂艺术,更深深懂得演员的内心。总理常常帮助剧作家修改剧本、帮助演员处理角色,但从来不强加于人,而是作为一个诚恳、知心的朋友,循循善诱的长者,不断指引我们走上正确的道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图书资料室编《周恩来与文艺》下,第351—352页。】

关心文化人的生活

皖南事变中,新四军伤亡惨重,军长叶挺被扣押。

1943年夏,南方局召刘澄清返渝,先在红岩村工作,后派他到闹市区建立备用电台。

针对科技界知识分子大多不关心政治的特点,周恩来特地指示《新华日报》设立《自然科学副刊》,邀请他们做责任编辑,推动他们在抗战的旗帜下,团结起来、组织起来,用自己的科学知识为抗日服务。此外,周恩来还根据人才培养的规律,极有远见地安排科技界的一些知识分子出国留学,恢复、重建美国和欧洲的中共党组织,开展留学人员的工作,为新中国的建设做准备。【参见薛葆鼎:《百忙中的一着闲棋》,《红岩春秋》1998年第2期。】

周恩来很重视文化人士的人身安全和生活。皖南事变发生后,文工会的许多人员因谴责国民党政权破坏抗日的倒行逆施而遭监视。1941年1月18日,中共中央指示南方局在撤退干部的同时,“党外同情分子也应立即通知他们分批转移到南洋、香港,并助其旅费”。周恩来根据中央指示,对党和非党干部及所联系的同情分子的撤退、疏散和隐蔽,作了慎重周密的分析研究,拟出党和非党干部部分人员撤留安排的名单,对聚集重庆、桂林的著名文化人,具体分析了每个人的情况和处境,决定:一、留下部分同志在重庆、桂林坚持工作,如郭沫若、冯乃超、阳翰笙、欧阳予倩等,他们在社会上名望很高,国民党一时还不敢轻率动手;二、大部分需要撤退转移的,责成文委尽快动员安排去香港、延安、苏北和南洋以及内地各县。仅1-5月,安排离渝的达100多人。

1月17日,国民党当局污蔑新四军为“叛军”,下令撤销其番号,将叶挺交军事法庭审判,并准备在各种新闻媒体进行大肆宣传。为了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把皖南事变的真相告诉广大人民群众,《新华日报》写了关于皖南事变真相的报道,结果被国民党新闻检查所全文扣押,不准刊登。

中国工矿银行位于重庆城内小什字街,除搞金融业外,还办有一家电料行,由该行律师潘震业之子潘克勤经营,此人思想进步,也是一个无线电爱好者。地下党找潘克勤帮忙,他爽快应允,让刘澄清把电台设在银行楼顶晒台的电料仓库里,那儿平时只是偶尔有人去晒晒衣服,十分清静。

“理论的斗争与批评是统一战线的重要武器之一”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十分关心这些人的安全,急电周恩来:许多重要的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被困留香港,这批人中,有的是文化界的精英,要不惜任何代价、不怕困难、不惜牺牲,想尽一切办法把他们抢救出来,转移到安全地区。周恩来据此电示精神,急电香港廖承志、潘汉年、刘少文,指示将香港朋友接到澳门转广州湾,或先赴广州湾然后集中桂林,政治活动人物可留桂林,《新华日报》出去的可来重庆,戏剧界朋友可由夏衍组织一个旅行团,赴西南各地,暂不来重庆。1942年3月12日,周恩来又致函郭沫若,请他约老舍一起,会面共商对到达广西的香港文化界朋友的救济办法。3月17日,周恩来电示方方、张文彬并报中共中央书记处:“去上海的人数应减少到最低限度。邹韬奋夫人及子女可暂住桂林,我们按月送津贴,邹本人去苏北转华北。”4月9日,周恩来在听取夏衍关于香港沦陷时文化界人士分批安全撤离情况的汇报时,特别关注柳亚子、邹韬奋、茅盾等人的安全和健康。周恩来曾经从各方面关心邹韬奋。当得悉国民党下令通缉邹韬奋后,周恩来立即电告八路军香港办事处负责人连贯,一定要让邹韬奋就地隐蔽,并保证他的安全。以后,通过中共地方组织的帮助,邹韬奋暂时避居于广东梅县江头村。七八月间,周恩来派人转告邹韬奋:为了保证他的安全,并使他能为革命继续发挥作用,建议他前往苏北抗日根据地,还可以转赴延安。不久,邹韬奋被护送到上海,转赴苏北。从1942年1月至5月,从香港抢救出文化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300多人,保存了文化界的精英。6月14日,周恩来写信给柳亚子,关心他的安全和生活,希望他“重整南社旧业”。

周恩来愤然写了两幅题词:“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要求报社第二天务必刊登。

库房钥匙由潘克勤掌管,他有一次忘记来开门,结果刘澄清又饥又渴,在库房里整整困了一天。

“总理对我们的关怀,绝不仅仅是表面上的衣食住行,而更深刻的是于我们思想与品德。”【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图书资料室编《周恩来与文艺》下,第25页。】知识分子的统一战线,是思想上的统一战线,耐心细致地做好思想工作,引导他们前进,是周恩来在大后方做好知识分子工作的重要经验。

南方局除了对文化人士进行力所能及的资助外,周恩来还指示《新华日报》呼吁当局保障和改善文艺作家的生活:“提供稿费版税,要求政府予有计划的实际帮助”,同时提出“爱护文艺作家,器重文艺作家,培养和提拔文艺作家,给文艺作家以实际帮助,不仅是文艺界同人本身应该奋斗的事,而且也是"发动民众,捍卫祖国"的伟大事业中不可分离的任务。”1945年1月,《新华日报》刊登《发起筹募援助贫病作家基金缘起》启事,呼吁社会各界人士为文化人士捐款:“抗战七年,文艺界同人坚守岗位,为抗建之宣传,勖军民人人忠勇,未曾少懈。近三年来,生活倍加艰苦,稿酬日益低微,于是因贫而病,或呻吟于病榻,或惨死于异乡,卧病则全家断炊,死亡则妻小同弃,”“特发起筹募援助贫病作家基金”。

当天晚上,国民党新闻检查人员守在新华日报社等待将要出版的报纸,并在报社周围布置了许多警察特务。报社的同志早已做好准备,一方面在编辑部、印刷厂设立守卫,不准特务进入。另一方面,几个负责同志将检查人员带到会客室虚与委蛇。早有同志将准备好的报纸送来检查,送来的报纸做了改动,事先由编辑同志找了两段无关紧要的文字替代周恩来的题词,在版面设计上和周恩来的题词大小一样。检查人员没有看出什么端倪。而在印刷厂,印刷的却是有周恩来题词的报纸。第二天,赶在各大报纸发行前,《新华日报》就开始在大街小巷发售。整个山城因周恩来的题词而震动。

城内密台是备用的,所以没有电文从这里拍发或抄收,只是每次叫通后双方用简单代号打招呼,或仅仅“OK”一声就停机。这样做可防止军统电台监听,确保形势恶化时随时可用。

首先是待人以诚,消除疑惧。周恩来指出:“我们的态度应谦虚而诚恳,不要因为自己有重大的使命而自满自傲起来。只有这样的态度才能推动别人前进,减少落后的现象。”【《周恩来文化文选》,第16页。】1942年7月下旬,在夏衍去北碚前,周恩来向他指出,对过去不认识、不了解的人,第一件事就是要解除他们对共产党的疑惧,只有把对方当作朋友,人家才会把你当作朋友。【参见《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550页。】1943年,宗教界知识分子吴耀宗第三次在曾家岩见到周恩来,两人谈话持续了将近一天。周恩来除了宣传抗日外,还诚恳地对他说,“中国共产党对马列主义的认识也有个发展的过程。共产党人也犯过很多错误。但能从失败中汲取教训,得到进步。但愿我们的朋友,不要看到一些问题,就对党丧失信心”【李蔚:《周恩来和知识分子》,第14页。】,周恩来这种真诚、恳切的态度使吴耀宗消除了许多疑虑。许多文艺界人士也谈到,周恩来是真心实意地与文艺界人士交朋友,“待人以诚,友谊至真,这最能打动人心,令人终身难忘”【南方局党史资料编辑小组编《南方局党史资料·文化工作》,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293页。】。

抗战时期,周恩来对文化界人士及其他抗战朋友经济上的帮助、生活上的关心,一直没有间断过。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许多中间人士之所以由误解共产党到了解共产党,靠拢共产党,有的直至最后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这除了中国共产党政策的作用外,与周恩来个人高尚的人格魅力是分不开的。

国民党没能将《新华日报》的报道扼杀在摇篮里,又开始在销售渠道上做手脚。自周恩来题词刊登后,发送《新华日报》的报童几乎每天都要遭到国民党警察特务的殴打甚至扣押。周恩来知道后,多次与国民党方面进行交涉,营救被扣押人员。2月的一天,周恩来由曾家岩乘车到市区,路上正好遇到国民党特务正在追打叫卖《新华日报》的报童。周恩来见状,立即叫司机停车,他下车来到报童跟前,接过《新华日报》向周围的群众散发。国民党特务虽然不认识周恩来,但见他是从车里走出来的,又沉着镇定,举止不凡,一时也手足无措,不敢造次。围观的群众有人认出了周恩来,流露出钦佩的表情。周恩来还勉励那个小报童:“你今天表现得很勇敢!”周恩来亲自在街头散发报纸,一时在重庆广为传播,也大大鼓舞了报社的工作人员。

民生轮船公司公开招收报务员,党组织决定让刘澄清去报考,再增设一个备用台。他冒名顶替川军潘文华某部的通信兵去应考,以总分第一名被录用。就在考场上,他突然遇见原红四方面军的报务员邓国军,彼此心照不宣,知道上级的意图是要他们同时进入民生公司。后来果然如愿,他们分在同一条船上,掌握了1部50瓦以上的大电台。

其次是以理服人,以事实教育人。为澄清大后方知识分子的一些错误看法,周恩来撰写了大量文章。他指出,“理论的斗争与批评是统一战线的重要武器之一”【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6年9月16日。】,“错误的思想要批判和反对,正确的思想要发展和宣传”【《周恩来文化文选》,第13—14页。】。在武汉约见《群众》周刊副主编许涤新等时,他指示他们要从理论的角度出发,去批判一切不利于抗战以至破坏抗战的反动谬论。1940年9月29日,周恩来在中华职业教育社举办的讲演会结束后,为听众题词“笔战是枪战的前驱,也是枪战的后盾”。一方面,周恩来自己撰文,向大家阐释真伪三民主义的区别,阐述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和国家问题上的立场、主张和观点,反驳一些新闻机构攻击中共“另立中心”的说法,消除了大后方知识分子对时局的担忧和疑虑,澄清了许多错误的认识,引导了舆论,推动了大后方知识分子的前进;另一方面,他指示《群众》周刊和《新华日报》及时回应大后方思潮,揭露伪三民主义,批驳投降妥协的舆论,介绍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党的政治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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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周恩来的指导下,《新华日报》坚持以事实为导向,向广大人民群众揭露国民党的反动宣传,争取同盟者。1941年5月,日军约10万人进攻黄河以北位于晋南、豫北的中条山地区。这一地区集结有国民党军队十五六万人,然而他们却对日军的进攻缺乏作战准备,更在日军进攻时大部分采取避战方针,不到20天就损失兵力7万余人,更丧失了中条山及附近地区的大片国土。国民党军队在中条山的惨败,引起国内舆论的一片谴责之声。蒋介石及国民党宣传部门讳败诿过,国民党报纸、通讯社和日寇的反共宣传互相呼应,公开在新闻界造谣。国民党的《大公报》更是公开相继发表社论、评论,矛头直指共产党和八路军的不作为。

抗战胜利,刘澄清被调到民生公司南京分公司,他正好为迁往南京的中共代表团服务,那是后话不表。

除了理论上的批评与团结,还要做解释和说明工作,揭露事实真相,以事实教育人。周恩来指出,要重视对中间人士的宣传解释,在事实面前,“他们是会转变的、发展的,不是一成不变的,这也决定于我们耐心的工作”【陈乃昌:《追随周恩来的岁月(1938—1945)》,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第78页。】。比如,皖南事变发生后,西南联大的教师们最初受国民党政府报道的蒙蔽,并不了解事件的真相。几天之后,随着题为《新四军事件真相》的小册子,以及周恩来在《新华日报》头版上题词的发表,这一群体才真正了解事件的真相。【参见〔美〕易社强:《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饶佳荣译,九州出版社2012年版,第248页。】又如关于晋南战事一事,周恩来通过讲话、书信、声明等回应,击破了谣言,帮助人们弄清了真相,大后方的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受到了一次生动、深刻的教育。“他们豁然开朗,一片欢愉之声,甚至不少人作了自我批评,表示今后再也不能风吹草动,应是‘疾风知劲草’的气概。”【陈乃昌:《追随周恩来的岁月(1938—1945)》,第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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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与这场反共舆论作了坚决的斗争。他向蒋介石的代表刘斐提出严正抗议,列举大量事实说明国民党在公开污蔑造谣。蒋介石为此亲自会见周恩来,但也只是假惺惺地表态:“能配合行动就好,只要有成绩,我决不会亏待你们,饷弹自然发给,捉的人我会命令他们放的,根本问题也可以谈好。”

马歇尔送货上门

再者是在思想政治上加以引导,帮助知识分子朋友们前进。随着形势的紧张,大后方许多知识分子感到压抑,看不到前途,思想上很苦闷,想离开国统区去延安。周恩来多次和他们谈话,指出大家想到解放区的心情可以理解,但这里需要人,国统区也一样有重要的工作要做,劝勉他们留下来,克服困难做好工作。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周恩来又多次向文艺工作者谈到这一著作,引导大家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周恩来态度恳切的谈话,为大后方许多知识分子解决了思想上的苦闷,让他们在彷徨无路时得到鼓舞,在困难时得到力量,激励了他们前进。关于这一点,冰心曾回忆说,周恩来的谈话“在当时雾重庆的悲观、颓废、窒息的生活气氛之中,就象是一年难见几次的灿烂的阳光”,像“一股热流,一团火焰,给每个人以无限的光明和希望”。【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图书资料室编《周恩来与文艺》下,第18、68页。】

与此同时,周恩来写了一篇《致大公报书》寄给《大公报》总编辑部,列举各种事实对该报的污蔑造谣加以驳斥。在信的最后,周恩来说:“贵报一本大公,将此信公诸读者,使贵报的希望得到回应,敌人的谣言从此揭穿。”23日,《大公报》被迫全文转发了周恩来的信。同时又由张季鸾炮制了一篇题为《读周恩来先生的信》的社评,用“国家中心论”来抗拒周恩来的批评。张季鸾其人一直在为乞和事来回奔波,连汪伪政权的汉奸周佛海都曾在伪报上质问他:“如果我是汉奸,张季鸾是什么?”

1945年8月,毛泽东到重庆参加国共和平谈判,中共方面提出要求恢复1943年被查封的红岩村大电台,但被国民党当局以“党派社团不得私设电台”为由拒绝,仍强调电文可交军政部代为拍发。因此,在重庆谈判期间,各地的电报往来,仅靠1部输出功率为5瓦的小型密台。上党战役进行时,毛泽东就是通过这部小电台给刘伯承、邓小平拍发了那个有名的电文:“有来犯者只有好打。你们打得越好,消灭敌人越多,我们就越安全,回来得就越快。”

“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广交朋友,善交朋友”

周恩来的《致大公报书》同时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并经新华社做了广播。6月13日,延安的《解放日报》及各解放区的报纸都予以发表。6月17日,毛泽东从延安打给周恩来的电报中说:“你的信和《大公报》的文章,我都看了,很有意思,你那封信写得很好。”这封信发表后,在重庆、国民党统治区、解放区乃至全国引起了极大反响,帮助人们弄清了真相,使一切造谣者无言以对。刊登这封信的《新华日报》增刊销售1.7万多份,打破了以往的发行纪录。

就在重庆谈判期间,国民党当局重新印发了《剿匪手本》,国共“双十协定”刚签订,蒋介石又发布了去解放区“接收”的密令,打算独享抗战胜利果实,内战阴云密布。

对于知识分子工作,周恩来有过简明扼要的描述,“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广交朋友,善交朋友,在交友中宣传党的方针路线,使坚持抗战、团结、民主、进步的思想为人民大众所接受,使进步的队伍更加扩大”【张颖:《在南方局文委工作的日子》,《红岩春秋》2005年第1期。】。周恩来在大后方总是能求同存异,充分发挥个人魅力广交朋友,善交朋友。

这时美国政府调走那个公开声明只同国民党合作的驻华大使赫尔利,改任五星上将马歇尔为总统特使赴华“调停”中国内战。12月1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对华政策声明,表示赞成中国“召开全国主要政党代表会议,以促成中国之统一”,但又建议中共军队与国民党军合并,搞联合政府。同日马歇尔启程来华。

一是包容差异,善于将不同信仰、观点、党派、职业的各界知识分子团结起来,组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1941年5月7日,周恩来致电廖承志,指出“原则的问题不要放松”,但对待文化战线上的党外知识分子朋友,我们不能拿一般党员的尺度去测量和要求他们,要“学习列宁、斯大林对待高尔基的眼光、态度和尺度”。【《周恩来文化文选》,第755页。】1942年夏衍到重庆工作时,周恩来同他说,在重庆的戏剧界、电影界有许多可以团结和必须团结的人,要勤交朋友,面要更广一些,即使对于政治上、文艺思想上意见不同的人,也要和和气气,切忌剑拔弩张。在大后方,周恩来亲身示范,他曾就晋南战事致信张季鸾、王芸生二人并提出严正批评,但在张季鸾逝世时,他表示深切吊唁并送去挽联。在接见宗教界知识分子吴耀宗时,周恩来诚恳地说,“不同的世界观并不妨碍我们为了争取和平、民主而共同工作”,不同意见的交换,不仅没有妨碍党与非党知识分子的关系,反而加深了相互之间的友谊。即使是对党见不同的谈判对手、当年“伍豪事件”的制造者张冲,周恩来仍能站在民族利益之上推诚相见,“由公谊而增友谊”。在张冲逝世后,周恩来亲自参加追悼会并致送挽联“安危谁与共?风雨忆同舟”,又在《新华日报》发表悼文。这种诚挚、大度的精神和相容、团结的立场,令大后方包括许多国民党人士在内的人深为感动。

南方局收听到这一消息,作了相应准备。

二是注意分清主次矛盾,善于维护知识分子内部的团结。周恩来指出,对理论学术观点可以开展必要的讨论,但不能妨碍团结抗战、争取民主的大局,要抓住主要矛盾,将斗争锋芒对准妥协投降理论。比如,文艺上的一些论争,从“切磋”的观点来看未尝不是一件有收获的事,但如果因此而引起许多不必要的误会和无聊的纠葛,那真是不应该的了,尤其是大敌当前,大家更应该团结起来。【参见《周恩来文化文选》,第758、762页。】有一段时期,重庆、香港的一些文化人对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写真实”等观点提出批评,周恩来明确表示要维护知识分子内部的团结。再比如,雷海宗主编的刊物《战国策》对我党态度不友好,《群众》周刊主编章汉夫著文批判;孙晓邨主编的一家经济刊物有文章说了不利于统一战线的话,许涤新同理论界同志对此进行批判。对此,周恩来认为,从抗战的大局出发,这些都不是主要矛盾,他号召大后方不同学术派别的知识分子相互包容、团结起来。【参见侯外庐:《韧的追求》,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122—123页。】

1945年12月21日,美国大使馆人员、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代表都到重庆白市驿机场去欢迎马歇尔,不料就在专机即将降落时,国民党军警居然要将中共人员赶出机场,只是由于美国人进行干涉才得以制止。

三是善于利用各种身份和多种形式,充分发挥个人魅力联谊交友。周恩来强调要借助各种社会关系包括亲戚、同乡、校友等广交朋友。他曾以鲁迅同宗的身份、绍兴祖籍等关系做工作,还利用南开中学校友身份出席座谈会,鼓励和希望校友们发扬南开精神,继续为争取抗战胜利而努力奋斗。同时,周恩来还善于利用风俗习惯、节日聚餐等形式联谊交友。1940年9月8日,周恩来致信郭沫若请文化界人士共度中秋【参见《周恩来书信选集》,第187页。】;之后,又多次请文艺戏剧界朋友到曾家岩聚餐,亲自下厨做家乡菜招待他们。赵丹、陈白尘、郑君里等百余人曾应邀参加。一位曾参加过这些活动的戏剧界人士后来回忆说,“我从未料想到,周恩来同志竟是如此平易近人,特别是他那渊博的学识,精辟的见解,潇洒的风度和那足以装下五湖四海的胸怀,真使我对中国共产党信任、景仰、敬佩到了极点”【南方局党史资料编辑小组编《南方局党史资料·文化工作》,第292页。】。通过这些活动,周恩来的个人魅力令许多人折服,把各界朋友不仅处成政治上的朋友,而且在生活中结下深厚的友谊。

蒋介石安排马歇尔住在长江南岸的黄山官邸,那里进出很不方便,但是中共和民主党派的人还是上山去会见了马歇尔。当周恩来提到机场发生的不愉快事件时,马歇尔感到紧张,因为他希望早日完成使命,在中国建立联合政府。

四、余论

这种会谈进行了许多次,周恩来说,只要联合政府作出保留解放区的安排,中共愿意实行政治和解。但是,延安决不能接受的就是放弃自己的武装,那样肯定会招致像1927年国民党搞的“清党”大屠杀。马歇尔试图绕过这道难题,再三建议共产党人到国民政府去任职,这样就可以避免全面内战。

毛泽东指出:“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就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47页。】文化战线要发挥抗敌功效,就需要团结广大的知识分子,周恩来在知识分子最为集中的大后方的辛勤工作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们许多人回忆起这段时期,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就是“很久以来,我一想到中国共产党,脑子里就出现周恩来的形象”【侯外庐:《韧的追求》,第155页。】。李四光在重庆两次见到周恩来,回来后对家人说道,“我看到了周恩来先生,我在他身上产生一个最大的感觉:中国有了共产党,中国就有了希望”【徐盈:《周总理和李四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重庆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重庆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1984年内部发行,第27页。】。这正是周恩来在大后方所开展的知识分子工作意义与贡献的缩影和写照。

“调停”持续到1946年2月时,真心希望和平的中共方面打算签约,周恩来还草签了美方拟订的建议书,使马歇尔喜出望外。这时周恩来提出中共要设公开电台,便于随时向延安汇报和谈进展情况,马歇尔一口答应。驻华美军司令部随即派出专人,在重庆中山三路中共代表团驻地架设了1部大型军用电台,发射机为BC—610型,功率450瓦;收讯机为SX—28型和BC—312型。这是中共反对国民党封闭电台斗争取得的胜利,周恩来还亲自请架设电台的美方人员吃饭并与他们合影。

周恩来就像一个窗口,通过真诚细致的工作宣传了党的主张,树立了党的光辉形象,赢得了人心,大大增强了党在大后方知识分子中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形成一支“文化的军队”,促使他们投身到抗战中来,发挥了“先锋和桥梁的作用”,成为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重要力量,不仅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抗战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对后来解放战争中第二条战线的形成,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知识分子工作产生了深远影响。一位外国学者这样说:“国民党的迫害和独裁行为使越来越多的非共产党人士疏远了它,周利用这一情况同许多知识分子和自由职业人士建立联系,他们后来都站到1949年成立的人民共和国一边,填补了共产党在行政、教育和商业队伍中的很大缺口。”【〔英〕迪克·威尔逊:《周恩来传》,李维周等译校,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53页。】

由于国民党缺乏和谈诚意,不断制造摩擦,马歇尔的“调停”一直未能成功。1946年5月,中共代表团将这部大电台带往南京继续使用。1947年3月中共代表团撤回延安时,将电台交还美方。

(钟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助理研究员)

从1937年到1947年,南方局先后在武汉、湖南、桂林、重庆、江西、广东、福建、云南、南京、上海、香港、海南岛、新疆等15个地区建立了60部电台。其中公开电台22部,秘密电台38部,基本上形成了中共在国统区和香港的无线电通讯网。这些电台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对保证南方局与党中央的联络,以及南方局与各地党组织的联络,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早在1941年,中共中央书记处和中央军委在给南方局机要译电员的信中就指出:“机要工作是党的咽喉命脉。”毛泽东也多次把机要通讯工作生动地比喻为“党的机体上的血管”。

原载:《党的文献》2017年第6期

南方局建立的无线电通讯网,为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留下了极其光辉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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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中国史 本文来源:红色地下电台:串连着许多动人心弦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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